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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探析 　　[摘 要]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遵循学术自治的基本理念，体现尊重学术自由、激发思想和知识创造的大学精神。同时，满足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高校管理事务的合理需要同样也是改进现代大学治理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平衡二者冲突与矛盾的关键则在于将大学治理的基本共识具体化为可供规范管理者行为的规则体系。 　　[关键词]大学治理；学术自治；利益相关者；大学章程 　　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既是国家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从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建立以学术自治与共同参与相结合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必将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具体而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在社会共同参与的前提下实现从传统学术共同体向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利益相关者组织转变，而其中一致体认的大学章程将成为学术自治与社会参与之间的治理平衡点。对此，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详述。 　　一、高校管理中学术自治的边界 　　现代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自产生以来就被普遍视为是一个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学术团体。国外大学的创立过程中，捐资人、教会、政府等力量虽然曾经发挥过重要影响，但随着大学制度的发展都先后被学者自治型的大学制度所取代。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学者为核心的学术自治团体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崛起的基石，有研究者就曾提出“大学是学者进行自我管理的社团”。[1]因此，学术自治几乎一度被认为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不容触碰的底线，而大学制度的改革也几乎都奉此为圭臬。 　　就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改革来说，缺乏学术自治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种种弊端的根源。似乎只要实现“教授治校”和“学者治校”就可以一扫高校管理体制的积弊，实现大学的学术繁荣。然而，作为高校的一员，笔者却对这种过于理想主义和简单化的解决方案深表怀疑。毋庸讳言，中国当前的大学行政化倾向的确严重，学术自由也确实未曾受到足够的尊重，不少高等教育环节的弊病也由此产生。但是，强调大学学术自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教授治校”，更不是简单地把大学的管理权交给由若干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即可。因为所谓学术自治既是基于大学章程和学校权力机关授权而管理学术及相关事务的治理结构，同时也是学术共同体对自身学术声誉和学术发展承担责任前提下的自我管理组织。 　　换言之，学术自治是以学术责任作为其基本边界的，在缺乏责任约束机制的前提下妄谈学术自治或者教授治校，其后果很可能是刚刚从高校行政化的阴影中走出又落入了少数人利用学术地位滥权的窠臼之中。正如布鲁贝克所言“自治所以合理存在的根据是忠实于真理”，[2]真理能够得到坚持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某一教授或者任何个人的自觉与道德，外在的规则约束与利益驱动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大学而言，学术自治的主旨在于维护学术共同体能够获得有保障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同时也必须阻止学者利用其手中的学术权力侵害其他个体在高等教育活动中所应拥有的正当权利。所以，在高校管理中，学术自治主要应当限于保护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中的自由，而不是将学校管理的一切权力授予少数教授或者教授委员会。学术自治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外部主体侵害大学思想之自由和研究之独立，因而自治的主要范围也应当集中于学科发展、专业建设、教学和科研内容之选择等学术活动领域，并且在必要的范围内从经费和人事权力方面为学术和研究之自由提供必要的保障。除此之外，学术自治机构的权力则不应当在大学管理的其他方面过度扩张。 　　二、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利益相关者 　　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创造思想，学术自治是保证大学能够通过批判和探索而独立于社会完成思想创造的重要基石，但是大学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的组织。大学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组织，同时还是一个负责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同时还是一个与社会存在普遍利益关联的组织。无论是政府拨款还是私人捐赠，大学在经费来源上都不可能完全独立，并且每一所大学同时还与企业、社区、政府、学生及家长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所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同样适用于高校管理。 　　作为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一种新趋势，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管理中的效率和产出等提出了更多的目标，并展现了社会参与大学事务管理的诉求。大学之间的竞争也迫使大学不得不重新审视学术自治的传统。例如，牛津大学21世纪以来的改革就体现了大学治理改革的这种新变化。为适应新的治理需求，牛津大学于2005年先后发表《牛津大学治理结构绿皮书》、《治理讨论书》以及《大学治理白皮书》等一系列治理改革报告，[3]提出改革学校机构管理和学术管理的关系，对政务会和学术评议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改造以提升大学的竞争力，并提出由相同比例的校内和校外人士来组成的政务委员会来改进大学的治理结构，防止学术权力的专断。 　　尽管不同大学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