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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正义与青年农民工的市民化 　　【摘 要】从“制度困境”层面探究农民工市民化机会缺失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分析制度困境制约农民工市民化机会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正义有效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应对方案，是一种新的研究尝试。 　　【关键词】制度困境；制度正义；农民工市民化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中央一号文件也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由此可见中央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高度重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人口城镇化、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青年农民工（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城市，已经不再是临时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了，应该将其视为城市新移民（或准移民）群体，但他们仍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如果我们继续忽略他们的现实存在和利益诉求，其市民化长期不能实现，将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青年农民工的生存态势、发展趋势和市民化问题，在新形势下（户籍制度松动、信息咨讯发达、人口城镇化加速大背景下），从制度正义视角加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支持体系研究。 　　从制度正义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制度正义理论，开拓人口社会学研究的新视域；从现实意义来看，本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当前农民工未能顺利实现市民化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一套关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政策咨询方案，从而有助于农民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按照国际年龄划分新标准，15-44岁年龄段的人为青年人，而青年农民工则是指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但户口不在城市，未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在农村仍有宅基地和责任田。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是指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逐渐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和现象，包括其职业地位的提升，社会身份的转变，自身素质的提高，经济待遇，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的城市同化。 　　当前，我国城市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佳，市民待遇缺乏，主要问题包括农民工工资偏低，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二元分殊；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总言之，农民工在资源获取、社会参与、公共服务、身份认同和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人并未享受市民待遇，并未实现市民化，他们属于典型的“机会缺失”群体。而以上种种问题的产生，都是与社会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的，换言之，农民工市民化种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采用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区域发展二元体制造成的，是典型的制度不正义。基于我国城市发展现实，短期内不能把所有农民工实现市民化，也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要实现市民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会回流到农村（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大部分）。我们认为，未来相当长时期，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对象是青年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群体是青年农民工。 　　我们研究的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并由此而成为一种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为社会交往、群体发展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而本研究使用的“制度”特指专门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生存生活发展权利与机会的，由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等组成的规范体系。 　　现行的有关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体系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等因素共同引致了制度困境，即制度不正义，制度困境是农民工市民化机会缺失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制度困境主要包括制度缺失、制度冲突、制度偏好、制度失信、制度曲行等五个指标。制度缺失是指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制度冲突是指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的各具体制度之间相互摩擦、矛盾和冲突；制度偏好是指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制定的取向（包括价值取向、观念取向、利益取向、市场取向、公平取向等）；制度失信是农民工对于制度及其执行的认知与评价而产生的对制度的不信任；制度曲行是指制度执行不力或扭曲执行（主要由执行主体对制度的认知与评价、对约束其制度执行行为的规则的认同和遵从、执行主体在制度执行过程中与农民工之间的协调一致程度等导致）。 　　考虑到青年农民工市民化遭遇的制度困境和制度不正义，我们应基于制度正义原则，从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和补偿正义等方面重构和创新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框架。如罗尔斯所强调的，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制度正义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即所有公民应该平等地享有自由流动和自由迁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