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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家乡的平原上种大棚 　　正月初十下午，积雪还未消融。从郑州市经三路红专路交叉口往南走一百米，有一条熙熙攘攘的东西向街道。街口处，卖煎饼果子的、卖烧饼的、卖红薯的小摊贩凑成一堆儿一堆儿的，热闹得很。沿着这些小摊点曲里拐弯往里摸，一幢幢楼房密密匝匝的。 　　这里是即将被拆迁的都市村庄东韩砦，徐伟明夫妇在异乡的坚守据点。 　　这是一条僻静的背街，我们在其中一幢楼前停下，徐伟明的操作间就在一楼一个拐角处，站在大门外面就能看到里面冒出的腾腾热气。不超过十平米的地方，徐伟明拿着个大笊篱正在忙碌，操作间里嗡嗡声很响，要大声说话他才能听得到。一口大锅支在屋子中间，里面正泡着腐竹之类的干菜。徐伟明是东韩砦摆夜市摊儿的，以卖小砂锅为主，配些凉菜和热炒。 　　出了操作间左拐，顺楼而上，徐伟明一家的住处在三楼。二十几平米的一室一厅，进门就能看到两张床依墙而放。女主人师春玲慌忙从里间出来，搁往常，她要休息到五点，然后跟丈夫一起出摊儿。这天为了等我们，她提前醒来，在床上和衣而卧。她的视力很差，左眼和右眼视力分别为0.04和0.06。我们面对面坐着，她仍然看不清楚我的脸。可我看得清楚她的脸，那是一张充满了向前的希望、满溢着幸福的年轻面庞。 　　为了熬出头 　　1998年，约莫20岁的师春玲跟着丈夫从河南沈丘的一个村庄来到了郑州。徐伟明比师春玲大五岁，结婚前，徐伟明已经跟同乡合伙在郑州做小吃生意了，婚后，他把妻子也带了过来。 　　生意是合伙做的，免不了磕磕绊绊。 　　徐伟明为人憨厚实在，师春玲眼睛又不好，买菜、收账都是对方两口子的事儿。“钱袋子捏在人家手里，平时购买什么东西，回来就给我们一张白条。”师春玲现在提起往事还是万般委屈。人家租住在干干净净的房子里，他们只能在储藏室旁边清理出一小片地方安身。年底分账，他们往往只能拿到很少的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对方的腰包却日渐鼓胀。 　　有一年的夏天，小吃摊生意忙不过来，他们便招了几个伙计。师春玲做饭时切了半只鸡，想着让伙计们一起吃。合伙那家的女人黑着脸直接把桌上的鸡肉抓走了，师春玲难受得直掉泪。“就像你找了个‘抠婆子’，整天把你‘抠’（河南话，意为厉害，蛮不讲理。编者注）得没办法。” 　　每每跟好友提起合伙做生意的日子，师春玲都眼圈泛红。心里压抑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她曾从红旗路一路往东，走过东明路，走过中州大道……就那么漫无目的地走啊走啊。 　　“一句话说不清……”师春玲提到这段经历几次说了这样的话。她翻出家庭相册，有一张当年他们夫妇和儿子的合影，女主人师春玲的眼睛漠然地看着另一个方向，一脸的郁闷。她自嘲道，你看我那个时候的样子。 　　不是没想过回老家，去和留，在她的内心深处挣扎了千万次。 　　2001年，女儿三岁，儿子刚出生没多久，返乡过春节时，师春玲把儿子的所有用品都打了包，想着再也不回来了。 　　在徐伟明看来，跟人合伙做生意，人家不说分，他就坚决不能说分，所有问题都自己扛。这个憨实的河南汉子个头有点矮，还没妻子高。一边是老乡的情分，一边是妻子的委屈。无奈，他只有加倍对妻子好，全身心去呵护她，爱护她。 　　师春玲说，“牛哥”（徐伟明的小名）从来没有嫌弃过她，“向来没说过‘你瞎着个眼、笨死了，这不中、那不行，早晚我不要你、跟你离婚’之类的话”。即便是冬天，夜市通常也要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收完摊儿回去休息已经五点左右了，徐伟明每天下午三点起床开始准备晚上出摊儿用的东西，而师春玲可以多睡俩小时，到五点再起床。多出来这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足以让师春玲感到窝心的幸福。她说她从来没跟丈夫表达过这样的情感，只是默默记在心里。 　　徐伟明不走，师春玲割舍不下丈夫，一次次说服自己留下来。她说“牛哥”一直坚持在这里，无非是想熬出个头，他觉得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的。 　　累死也是舒服的 　　2007年年初，终于有了分开单干的机会。师春玲觉得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劲儿，自己的小家庭就要“振翅高飞”了。 　　“那时候的累，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不过我不嫌累，累死也是舒服的！” 　　如果她不说自己视力不好，师春玲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她的一个朋友说，刚认识师春玲那会儿，上午两个人热热闹闹地玩了很久，下午出门再次遇到，师春玲就不搭理她了，让她心里拔凉拔凉的。也是在那时，她才知道春玲的眼睛有问题。 　　骑着自行车，边儿上放俩大筐子，一溜烟儿出去发菜的时候，众人会对着师春玲的背影指指点点，“你看她啥也看不见，还敢去发菜”。 　　从东韩砦到北环路附近的种子市场发菜，是师春玲那些年每天清晨的必修课。她眼睛看不清，到菜市上，就直接跟人家说要什么菜，要多少，让人家算价钱。 　　她被人撞过，也吃过亏，还发到过烂菜。“菜干枯了，你不要，我不要，他不要也不行啊！人家卖菜的一天天站在那儿也是冻得丝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