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与当代文学经典中“承认的政治”.docVIP

文化身份与当代文学经典中“承认的政治”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虽早已尘埃落定，但其引发的文学评奖热门话题仍然值得不断思考。其一，为了更加公开、公平、公正，这届评奖试行了实名投票、评委投票情况公布制等评选制度的新举措，第二轮结果公布后，媒体及网友都把焦点集中在“前十名中有八名省级作协主席或副主席”的问题上，因此引发了茅盾文学奖成为文学界“专家奖”、“精英奖”的质疑。其二，这届评奖还首度吸纳网络文学参与评选，由浙江省作协以及重点文学网站推荐的7部网络文学作品参评，但在大众读者中曾引起强烈关注的如《盗墓笔记》、《明朝那些事儿》等作品无一例外，全部名落孙山，仅仅是在176部参评作品名录上露了一下脸而已。因而引发诸多争议，有网友质疑茅盾文学奖只是在“摆姿态”，并未真正接纳网络小说。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坛唯一的长篇小说官方大奖在读者心目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是形成当代文学经典的助推器。当下网络写作在中国方兴未艾，凭着表现现实生活的紧密性、个人生活的私密性、展现想象的无限性等优势，网络文学获得了大量忠实的年轻读者，却无缘文学经典的圣地。细究网络文学作品在茅盾文学奖上铩羽的原因，有评奖规则的守成、字数的限制、审美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等诸多原因，但其中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与获奖者的文化身份不无干系，这背后存在着某种“承认的政治”[1]（P290）。 　　一、平等的承认有助于建构多元视角下的当代文学经典 　　查尔斯·泰勒把“平等的承认”视为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本模式和普遍性价值。承认并包容差异，承认并包容不同文化群体的自我认同的正当权利，促成不同的认同平等地位并且拥有合理的生存空间，这构成了“承认的政治”的重要内涵。他指出，认同“表示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正当的承认不是我们赐予别人的恩惠，它是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1]（P290-291）一个群体通过与其他群体即“有意义的他者”的交往对话不断强化对自身独特性的认知，会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自身在价值序列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形成对这个群体独特性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对话中形成的，而不是在独自进行的自我界定中形成的。“承认的政治”就是承认差异与独特性的政治，这已日益成为多元文化主义重要的议题。 　　文学经典被认为是具有开放而多元意义的文本，是由一个机构或一群有影响的个人支持下而选出的文本，这个机构或特定的人群根据其世界观、哲学观和审美观而产生的未必言明的评价标准来选择经典，可见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当代社会民主化、大众化和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当代经典重构的问题上，以平等承认为基础的差异政治和身份认同问题就需要得到突出强调。从文化身份上来看，网络文学写手代表的是草根、大众，而传统作家则代表专家、精英，对于网络写手来说，他们在与传统作家的对话交往中不断强化对自身独特性的认知，并寻求一种平等的承认。对于传统作家而言，在平等承认的基础上与网络写手对话交往，有助于形成多元视角并保持多元视角之间的张力，这将更符合当下文学活动的实际需求。 　　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主流是拥有经典命名权的文化精英 　　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资本家，他们拥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并因而拥有权力和权威，这种权力来自于他们提供或取消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能力。他们在知识的场域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从而也拥有了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与命名权。 　　自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以来，共有36位作家获奖。第一届获奖作者大多从各行各业逐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仅魏巍担任《解放军文艺报》副主编、总政治部创作部主任等职务。自第二届开始，获奖作者的身份则发生了变化，张洁在《沉重的翅膀》获奖时的身份是北京作协副主席；刘心武在《钟鼓楼》获奖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等职；李准在《黄河东流去》获奖时担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协分会主席、电影家协会河南省分会主席等职务。以至于到第八届评选出五位作家，其中四位是各地作协主席或副主席。他们虽然是专业作家，却大多担任了重要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是文艺政策的重要阐释者。文化精英的身份使他们承接了五四以来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有家国关怀，也发展或更深入地理解了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坚守着“直面现实，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写作，拥有着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与命名权。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中有一个特殊群体——军旅作家。比如第一届的魏巍、莫应丰，第三届的刘白羽，第四届的刘玉民，第六届的徐贵祥、柳建伟，第七届的周大新，约占获奖作者总数的20%。他们都曾有过军旅生涯的经历，他们的作品也以表现部队生活、军旅生涯为主要题材。在获奖作家中还有两个特殊的例子——张平和张炜，从文学创作而转型从政。张炜在担任山东省作协主席的同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