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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秘清代养廉银制度 　　养廉银制度是清代雍正时期对官吏给俸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这一制度实施了将近二百年之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过一定影响。 　　养廉银产生的原因 　　清初沿袭了明朝的低俸传统，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总督每年支俸155两，巡抚130两，知府80两，知县45两。这一俸禄标准根本不敷官吏开支，加之地方官还需要相应的办公支出，还不断要求官员们“捐俸”、“减俸”以满足军事行动带来的国家开支，使得官员的正常收入与生活益显窘迫。官员为了维持其正常生活或挥霍性消费，以及迎来送往、打点上司，除了靠贪污受贿外，还有一种弥补措施，就是征收耗羡。 　　清初，地方政府在征收正赋时，收缴的碎银在熔铸成锭及赋粮在漕运中均有定量的损耗，为弥补这两项损耗，会额外收取一定数量的银子，称为耗羡。于是各州县在征收正赋时，常以“耗羡”为由，私自加大税额，以中饱私囊。但是私征耗羡的增加，对整个吏治和百姓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上司与下属通过私征火耗，赠送规例上下勾结，相互庇护，官吏由此肆无忌惮，不仅更加严重的征收火耗，还侵吞挪用公款，造成数百万的亏空，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对于贫苦百姓的盘剥，使得清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面临严峻的挑战。 　　康熙年间，就曾有御史提出，“俸禄不增，贪风不息”，提议将耗羡的私征改为公派，即“耗羡归公”，一部分银两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的亏空，一部分可以“量留本官用度”，但这样一来等于公开承认耗羡加征得合法化，但是康熙帝不愿意承担这个罪名，没有同意这样的改革方案。 　　养廉银制度的产生 　　雍正帝即位后，面对社会经济的严峻形势，试图在吏治、财政方面有所振作，在臣僚上书的基础上，迅速拉开了耗羡归公，以及用耗羡银支发各官养廉银的序幕，并于雍正五年形成定制。养廉银制度包括，以各地征收火耗的实际数额为基数，把征收火耗由非法变为合法，明确稳定征收额度，规定各地应该提解的耗羡数额，再把这一款项全部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养廉银。具体的做法是，州县征收的耗羡全部上缴给各省司库，再由各省长官根据官员级别、各地事物繁简程度订立分数，并将订立的方案报中央，从司库中提取部分分发给各官作为“养廉银”，以解决官员办公经费、个人生活费用不足的问题。 　　为了加强对耗银征收与分配的管理，雍正曾多次组织讨论，修改完善养廉银制度。至雍正十三年，令户部查明各省公费及养廉银开支情况。勒令各省自该省议定公费与养廉数目之年起，将额征公费、完欠杂支、余额等按年归款，并将各官养廉起止月日应得分数，扣除空缺后逐一彻底清查，嗣后“按年分时的造册，随同奏销钱各册咨送户部核销”。至此，一套相对完善的养廉银制度基本确定。按规定，上自总督、下至笔帖式、佐杂官员均可领到一份数额不等的“养廉银”。因各省赋税多寡不同，事务繁简各异，养廉银数额差距颇大。江南赋重事繁，其总督养廉银高达3000万两，而四川总督只有13000两。州县为管民之官，具体事务繁多，其养廉银数额有时超过道、府官员。 　　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地方各级官吏的个人正常收入比之原来增加了几十倍之上百倍。这一制度的推行，部分地解决了低俸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时期成为清朝吏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使原来漫无成规的加派有了制度的约束 　　这一时期，在养廉银发放的范围上，雍正年间的养廉银主要针对京外官员，京官、武官、部分地区的佐贰杂职都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各类官吏收入的不平衡。 　　养廉银锥度的完善 　　乾隆皇帝继位后，沿用了雍正朝的养廉银制度，并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完善。 　　首先扩大养廉银制度发放的范围，无论京官、外官、文职武职，均在正俸之外有了额外的大笔收入——养廉银。如“乾隆十年，始遵旨议定了禁旅八旗的武职养廉例”，乾隆三十三年，对于副都统始议准统一的定例，乾隆四十二年，因新设成都将军，奉旨“将各省将军养廉通查匀派”，又将各驻防将军的养廉银做了更定。乾隆四十六年，遵旨议定了各省的绿营武职养廉例，乾隆四十九年，又议定了京师巡捕营的绿营武职养廉例。 　　其次，延续了雍正朝按官员品级、事物繁简、用度多少的原则，按季发放，进一步规定了养廉银的发放数量，并形成定制。对于各省官员养廉银参差不齐，多有变化的情况，上谕军机大臣曰“各省督抚养廉银有两三万两者，有仅数千两者，在督抚均属办理公务，而养廉多寡悬殊，似属未均，著军机大臣等，酌量地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量为衰益，定议具奏。”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整，对于规范督抚养廉银额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乾隆二十五年，又对各省布政使的养廉银额调整划一。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知州、知县、同知的养廉银皆有定额，武职官员由雍正元年的不固定发放到固定发放，乾隆五年，令督抚将各省必须公费分晰款项报部核奏，自后，各省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