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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和谐传统和现代德育目标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 “和合”思想（张顺贞）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和合”思想贯穿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各个时期，渗透在各家流派思想文化和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合”思想为我国当代的和谐文化积奠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内涵。 一、“和合”文化的生成背景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萌芽、产生、发展与创新都离不开它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经济背景和政治制度等，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中，“和合”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她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支撑。 地理环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思想解放具有重要作用，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地理环境也就不会有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 从中华民族的国土表象来看，呈现的总体态势是北方整齐划一的形体，与之统一并存的是南方错综驳杂的山水；西部的高山峻岭，与之相对应的是东部的大江巨川；完整的大片平原与割裂的小块土地相互映照。这里既有民族组织庞大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区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文化形态。中国民族“和合”文化的形成与中华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经济背景 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农业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维持生存,《周易》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恩格思也曾经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1]经济乃是人类的生存根本。 中国的农业经济是在众多河流的孕育下发育成熟的，小农经济规模小、水平低，经不起天灾人祸的侵袭，具有鲜明的不稳定性，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丰收状况直接与自然界的变化密切相关联，因此，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对“天”的崇拜，并一切皆以体天遵命、循天理顺人意为终极终旨。另一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劳动方式，使人们对自己生生不息的土地又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安土重迁”；对天尊之如严父，对地亲之如慈母：“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2]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的思想文化都在地质、地理、气候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烙上了农耕文化的印记。农业社会先贤古圣和黎民苍生的理想，是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3]作为农业民族的华夏民族所心向往之的仍然是社会安定，是所谓“饥则得食，寒则得有，乱则得治，此安生生”[4]的生活。古人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上从事周而复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安宁与和睦。因此，农业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和合”文化的生成土壤。 政治格局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曾多次发生过变迁，但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宗法社会的最鲜明的结构特征就是“家国同构”，所谓“家国同构”即是家庭、家族、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存在着的共同特征。《周易》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5]由此发展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的复杂性和组织性是世界少有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譬如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则被看成是兄弟关系。 国家的“和”与“合”是由家庭的“和”与“合”衍生和发展而来，追求一种上下尊卑、和睦合作的“一统”局面便是其在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特点，包括国家民族的一统、政治体制的一统、思想文化的一统等诸多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华民族的政治制度为中华文化走向“和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和合”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和合”文化中的一大部分便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和理论表现。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合”文化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因此，对中华民族来说，“和合”文化成为中国正统的思想文化精髓，并使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生生不息。 二、传统“和合”思想的产生 从已有的史籍看，“和”、“合”二字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出现。“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结合。殷周时期，“和合”是单一概念，和谐是《周易》的哲学思维,也是基本价值观。 春秋时期，“和合”两字联用，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