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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天津警察与城市治安管理现代化 　　天津开埠后，经济得到发展，人口增加迅速，城市规模扩展，社会综合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八国联军入侵后，设立了临时政府机构“都统衙门”恢复城市秩序，由巡捕局负责城市治安和交通。1902年8月，袁世凯接收天津时，将在保定募练的2000名巡警和暂时接收“都统衙门”1000名华人巡捕进行合并，成立了天津巡警总局，负责维护天津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天津成为除租借地区外在中国最早设立近代警察制度的城市。 　　由于城市治安管理的需要，1902年底又成立了天津北段巡警总局，原天津巡警总局遂改为南段巡警总局，“以保护人民，维持治安为宗旨”（吴逢源：《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后又增设四乡、海河巡警局，扩大了管理范围。民国初年，天津南、北段巡警局合并，沿袭旧制，1913年袁世凯改革全国警政，成立统一的天津警察厅，其组织机构和职能规划不断调整和充实，使其更符合天津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并成为全国各地警政模仿的典范。清末天津警察机构存在时间虽短，但承担了重要的社会治安管理职能，成为维持社会治安的中坚力量，并形成了与传统不同的现代社会治安管理模式。 　　一、设立专职机构与人员维持治安 　　清末之前，天津没有专职的治安管理机构，治安管理职能由地方政府、绿营以及地方基层保甲等共同分担，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治安管理网，但负有同一责任的机构越多，越容易产生相互推诿的情况。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后，原有治安管理机构瘫痪，旧有的保甲制亦被指责为“防盗不足，扰民有余”（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因此不得不成立近代警察机构。 　　天津警察机构初设时，接收的都统衙门巡捕未受教育，素质较低，但袁世凯在天津、河间两府所属各州县招募的2000名巡警，受过一定训练，有一部分还从巡警学校毕业。所招巡警，皆是经过选拔，“质敏，体检相貌魁梧、性情忠实，兼能粗通文艺者始可入局，倘入局后有狡猾、蠢笨、不堪成就者即随时降革”（《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这与传统军队招募军人有很大的不同。治安的维持，配备一定数量的警察人员是保障。1911年，天津有警察约5000人，而1910年天津市总人口为601432人，大致每120个天津居民中有1名警察人员。1910年，纽约市居民有4766883人，而警察人数只有9255人，平均515人才有1名警察（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很明显，天津市的警察人员配置较为充足，这对维持天津社会治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依据法律维持社会治安 　　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执行任务和行使职权，必须依照法律进行。清末之前，历朝历代也都有不同的治安法规，不过那些治安法规一般是包含在通用法规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立法状况逐渐显现出弊端。专门的警察法规是伴随着警察制度的建立而出现的。清末民初中央及地方在设立警察机构时，大都以警察立法为先导。 　　天津作为最早设立警察的城市，是通过规范警察的职责来确定警察是管理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者。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成立后，对巡警的职责，如站岗、巡逻、操练以及奖罚升革等都以法规的形式进行了条文规定。在《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中，不仅规范了巡警总局的工作程序，还对总局直属的各分队进行了规范，如《马巡队章程》、《河巡队章程》、《探访队探访概略》、《消防队救火章程》。另外，还对与社会治安有直接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单行规定，包括《清查户口章程》、《管理戏园及各游览所》、《管理赌博》、《管理娼妓》、《管理旅店》等，并制定了《违警罚目》125条，规定了对扰乱治安、破坏公共设施、妨碍交通、坑蒙拐骗、有伤风化、危害居民安全等轻微犯罪行为的惩治。这些法规条文，不仅规定了辖属各组织、机构以及警察人员的职能范围，还详细规定了民众应遵守的各项条例，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民众的行为进行了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同时也为依法行政打下了基础。 　　三、划分警区进行治安管理 　　清末之前，为维护城市治安，在进行管理时往往把城市以里、坊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可以说，分区制度是维护城市治安的基础。天津临时政府统治时期设立了5个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区，袁世凯接收后沿袭这种区划范围，但是将区设在巡警总局之下，即巡警总局下设分局，分局下设区，使之成为警区，不同于原来里坊、保甲的空间区划。 　　1902年，南段巡警总局分为5局，每局分为4区，共20区。每区相距约3里，所有民房、商户，依次编列号数，并订门牌。1910年，南、北段巡警总局合并，改设东、南、西、北、中5大区，附29分区，另辖4乡8区，第二年南北段复分，南段隶属巡警道，北段属新练军，仅辖西、北2区。1913年成立天津警察厅，精简机构，裁撤了局（大区），厅下直接设东、南、西、北、中五区，各设警察署，其下29分区则改为分驻所，巡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