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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 　　摘 要：近年，“中国模式”出现了西方热的现象。叙述了“中国模式”西方热的背景，梳理了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有关“中国模式”的不同学说。同时，也对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从角度、立场与方法论的维度进行了评介。最后，说明了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对于中国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西方；学者；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05-02 　　一、“中国模式”西方热的背景 　　“中国模式”是指基于中国的国情所走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包括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中国的发展成就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当前，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舶来品。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设想中国将走一条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道路，一片赞扬之声。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截然不同之后，一片哗然，相继抛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进入21世纪，乔舒亚?库柏?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报告，提出了“北京共识”。重温“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开始竞相研究，进入一个高潮。 　　在实践上：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彻底瓦解。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拉美、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陷入了发展陷阱，这种发展模式也失去了光环。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各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重创，经济出现大萧条。与此同时，中国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中国能够迅速摆脱危机，率先经济复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使得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加。 　　二、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 　　近年，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大体上分为：肯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第三条道路学说、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的学说。 　　（一）肯定中国模式的积极影响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美国学者乔尔?安德斯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1]约翰?奈斯比特说指出：“‘中国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社会主义’来描述了……在欧洲，很多人一说到‘中国特色’就联想到共产主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联想……中国不要把自己裹在‘共产主义’这个老茧子当中。”[2]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基瓦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这种模式被许多国家采用过，其实质就是为了形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创造前提[1]。Leonard认为：“中国模式显露出另一种资本主义象征――‘黄河资本主义’，即结合渐进式经济改革、政府控制及社会本位，也就是政府可通过干预的手段加以改善经济动力，利用市场以资助社会福利，从而实现政治与社会目标。”[3] 　　（二）第三条道路 　　中国模式还在形成的过程中，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还需时间的积淀。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一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4]。 　　（三）否定中国模式积极影响 　　里奥?霍恩：“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义：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而“中国模式”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5]。 　　“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说：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独特的儒家历史文化传统。PeterNolan认为：“在寻求一条道路走出它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可以利用本国过去的经验作为灵感的来源。……在目前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凝聚力和政府的重要地位是体制生存（更何况是13亿中国公民的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回顾国家历史，寻求一个引导国家发展的道德框架，使市场服务于共同的社会目标。”[6]这种儒家文化历史传统是中国的独特产物，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可复制性。盖伊?索尔曼认为：“‘北京共识’虽然是中国特有的历史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和儒家官僚的独特结合，这种模式能否在中国之外扎根，实在让人感到怀疑”[7]。 　　“威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在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则存在强势的威权政府，即自由经济+威权政治。Dickson认为“至少，中国模式是指经济自由化，引入市场以取代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引进外资和技术，并且重度地依赖出口。此外，中国模式包括一个专制政权以引导经济的发展，限制进入政策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