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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十月太阳历” 　　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普遍地使用过“十月太阳历”。后来在中原地区这种“十月太阳历”逐渐被太阳历（又叫阴历，发展为阴阳历、农历）所取代。然而在西南的彝族等一些古羌人聚居地区，这种“十月太阳历”仍旧一直沿用。 　　一 　　据考证，“十月太阳历在我国这块土地上至少行用了四千余年”。“孔子为了了解夏代的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曾到杞国（今河南杞县）进行过实地考察，终于得到了‘夏时’，也就是后世所见到的《夏小正》。《夏小正》是我国第一部历书，它记载的是夏代的时日制度”。“《夏小正》一年分十个月，每月都记载有月初的星象出没动态；也载有该月的物候，用以确定季节，永不错乱”（陈久金等：《彝族天文学史》）。据专业学者考证，《夏小正》记载的所有星象与物候均与“十月太阳历”准确吻合，却与十二月纪年法多相违背。 　　1934年西部科学院曾组织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考察团，在四川大凉山北部调查，他们访查到一种特殊的太阳历：这种纪年方法是将一年平均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再将每月分为3周，每周12日，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种动物分别纪日。一年10个月共有30周，计360日，另余5～6天为“过年日”。一年设夏、冬两个新年，夏至为大年，冬至为小年。大年3天，小年2天（逢闰之年小年也是3天）。又以两个月为一季，一年分为五季，每季72天。 　　每年10个月，当为十天干数；依照“属相周”纪日，每周12天，合十二地支数。每年分五季，分别以水、火、木、金、土命名，乃是“五行”之数。“把太阳沿着南北方向分为五条运动轨道，由于太阳有五种行度，简称五行。”（陈久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天文历法卷》） 　　“古人对北斗七星观察得非常仔细，这七个星中的每一颗星，都有专门的名称，从斗口开始，第一为天枢，第二为璇，第三为玑，第四为权，第五为衡，第六为开阳，第七为摇光。其中第一至第四合称为魁，也即璇玑，第五至第七为杓，为斗柄，也即玉衡……以北斗星做标准来判断时节，首先以初昏斗柄的下指和上指来确定冬至、夏至，然后再发展到用它来确定四季。《鹖冠子》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同上书）“每当初昏斗柄下指和参星中天的时候，新年也就到了。”“彝族十月太阳历正是这样一部科学历法。它根据天文点（冬至、夏至、大寒、大暑等）来定季节，因而可以将一年的季节推算准确到一天不差，并且每月日数整齐如一，恒定不变，最便于记忆”（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这使得它比公历更具优越性。相比之下，公历的新年并不与任何天文点相关，而且每月的天数也并非严格等同。 　　二 　　“五行”思维是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并贯彻于中华文化的始终。它与古印度的“四大”（地、火、风、水），以及古希腊的“四根”（水、火、土、气）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最具华夏文明特色，并且业已渗透到中国哲学、医学、科学、兵法、算学、建筑、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它属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然而，没有早年“十月太阳历”的“五季”划分，就不可能凭空产生出“五行”概念。 　　人类之初最早的数字观念只是“一”和“二”。而“三”的出现相对较晚。早期的数字观念不过止于“五”这个“一手之数”，故多以“五”表示圆满与完全，如“五音”“五色”“五味”“五官”“五脏”“五谷”。即使是现在“数字‘五’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中也被作为大数而运用”，而且“人们对‘五’这个数字有极大的神秘感”，如普米族的葬礼需要埋放“五河水”“五宝”“五谷”，并在土罐上缠绕“五色线”（李国文等：《智慧的曙光——宗教与哲学》）。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远古时代人们宁愿记住一长串动物名字，用来表示一个“属相周”的十二天，而不采用那些比五还要大的数字“八”“九”“十”来纪周日。显然，熟记动物顺序要比数这些大数更便于记忆。 　　《孔子家语·五帝篇》载：“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王肃有《注》云：“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正是有了“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五季，才能很好地解释“七十二”的由来。 　　“三十六”与“七十二”这一对耳熟能详的“成数”不仅在古书里频繁出现，在日常口语中也随处可见。而且这两个成数还常常互为依存地成对使用。如《水浒传》中有“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云笈七签》中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而且这一对“不明其取义之由”的神秘数字，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引起闻一多、孙次舟、余冠英等学者的广泛注意，并认为考证这个问题“意义重大”。闻一多曾以“七十二”为题专门对其来源进行考证，文章写道：“但说到‘三十六’‘七十二’，便难以理解了。如今且撇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