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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关系初探 　　摘 要：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关键人物，其言行和指导思想是否与中国实际相符合，必然对国共合作战略产生重要影响。主要探讨马林在华的工作实践及其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产生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马林；党内合作；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119-02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同努力的结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但是，他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看法及“党内合作”具有的局限性，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战略处置失当并由此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本文就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产生的消极作用进行简要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马林（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14年，他在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1921年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华，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首倡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并推动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的政策，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功不可没。但是，马林在华的革命实践有一定的主观性，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式、思想并非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在革命工作中产生了负面作用。1921年6月，马林按照国际原则在共产主义小组内进行运作：他要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向他汇报工作，并了解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给予经济支持。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在协助地位。”同时他还认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1]116马林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不符合中国情况，以上对下的发布命令，使双方的合作不十分顺利，而自己也陷于被动地位。为解决问题，马林在与陈独秀的会谈中，提出“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2]100。对此，陈独秀表示坚决反对。在经历一番曲折之后，陈独秀终于接受了马林的意见，表示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自此，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马林的建议在中共党内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 　　一方面，马林过分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对共产国际负责，而共产国际对苏联负责的事实导致在国共合作战略上带有明显的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色彩。在1922年8月的杭州西湖会议上，“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3]91中国共产党服从共产国际，履行对共产国际的义务，容易使自身萌发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在维护国际大局中遭到遏制。马林曾积极帮助越飞与孙中山的对话，为《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宣言》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4]238这种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做法，不利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马林的一些建议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形成有一定关联。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陈独秀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马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陈独秀的尊重和赞同。陈独秀认为“中共拥护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5]157。但是，马林推行的国共合作战略不是建立在他对国共两党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多阶级的联盟’”[6]39，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只要孙中山先生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7]90“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对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感到悲观失望，要求中共领导人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工作。对于“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中央’的口号，甚至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的”[7]88。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马林与陈独秀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马林的右倾观点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形成起了作用。 　　其次，马林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策产生了消极影响。马林两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成为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之一。因此，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否符合中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共产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