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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墨古韵 　　在秦开五尺道后，贵州与中央王朝便一直保持着联系，中原文化影响也渐次深入。中国书法在贵州的发端，应是自秦汉开始，从考古发掘的成就看，汉字在汉时已经在贵州大地上大量使用，汉字的变迁印迹也在贵州历朝文物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显然，书法艺术自汉字传入起，便已在贵州大地上开始传播，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推及各处，形成与中原书法一脉相传的特色。 　　贵州现存元代以前的书法遗迹，仅有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考古发掘出来的各种器物铭文，书法实物、书法文献仍然比较少。在贵州建省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这片土地是各个方国、部落混合居住，时而分离，时而合并，游移不定，在文化上处于相互交融的状态。在贵州出土的带有文字的器物，无论是否为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制造，都反映了古代贵州的书法风貌。从现在考古学者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发掘成果来看，在陶、石、金属等质地的文物中有限的文物铭文，成为了解古代贵州书法极珍贵的实物材料。 　　元之前的贵州书法家，见于记载的仅有贵州汉三贤之一的尹珍，唐朝书法家兼理论家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抄录了南朝宋时王悟写的《文字志》目录，这本书的内容在唐时已失传，其中卷目录里记载了秦汉三国时期书法家的名字，其中便有尹珍。除此以外，再无更多描述。 　　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卢丰碑》、《诸葛碑》、《济火碑》《姜维碑》、《夜郎太守母稚碑》等，虽今已不存，但其反映当初贵州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多为传颂。如李白流放夜郎的遗迹中，亦曾有碑刻流传，其情况基本合乎学界对李白曾在遵义一带停留相当一段时间的考证。另如雷公山残碑、元代金山洞摩崖、元代开熙摩崖等实物，能从中窥到一些表现特点，是现存难得的书法作品。 　　现发掘的实物，多见于古墓，既有买地石刻，亦有碑铭，贵州现存汉墓宋墓较多，汉墓中的器铭、宋墓中的碑铭，虽然作者的名字大多无法考证，但可以证见贵州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成就。如汉代铜印、铜镜等器物刻字，宋代比较典型的《杨粲墓志铭》、《杨文神道碑》、《田氏墓志铭》等。 　　对于古代贵州的书法，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凡是写在纸或绢上的作品，产生时间最早的是在明代晚期至清代初期。贵州书法直到明朝才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从明朝开始，中央政府对贵州的控制逐步强化，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书法艺术也和经济、文化一样不断接受外来的影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自明代贵州建省以来，在各个时期进入贵州的书法家，让各种不同的书风面貌先后在贵州出现，但由于这些人来去匆匆，停留时间短，他们的艺术难以在贵州很好地传扬并产生深入的影响。以致从各时期黔籍书法家中，难找承袭这些外来书法家风格的具体实例。 　　尽管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但是纵观明清两代贵州籍书法家的成就，其中也不乏佼佼者，他们走出贵州，在外为官、游学，扩展了自己的艺术视野。他们的书法风格各取所尚，在外造成一定的影响。只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外游历日久，没有在贵州本土形成鲜明的、对外颇具影响的地域流派传承，例如像莫友芝这样跻身清代全国名家行列的人物，因长期旅居外地，并客逝他乡，个人艺术成就虽在国内得到充分认同，却始终未能造就贵州地域特色的书法派系以引领一代书风。 　　纵观明清两代的贵州书法，虽然因为相对薄弱的文化基础，使我们不能看到一个在地域范围内形成的具有明显特征的书风传承，但是正是因为没有这种所谓主流书风的引领，贵州明清两代的书法家没有门户之见，他们学习吸收前辈大家的书法是多元化的，所呈现的风格是异彩纷呈、丰富多类的。 　　贵州书法艺术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虽然一直以来，个体的发展要优于群体的发展，但到清末时，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以县或乡为单位的书法群体，虽然成就不高，但其整体的热情和蓬勃之势，对本土书法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以来，由于中央政府推行人口“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政策，使得外来移民和流官、幕僚源源不断进入黔地。从史籍著录和流传书画作品看，在这些外来官吏（包括谪官）中，有不少人工于书法，并且造诣较深，有的甚至在书法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们对于贵州书法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在黔任职期间，激活了黔贵沉寂的书坛画苑，对书法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明代晚期声名最显赫的大书画家杨龙友，祖籍江西吉州，在他的作品落款中，常有“吉州杨文骢”字样。据载，他的祖先明初到贵州任职，后落户贵州。随着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的人士愈来愈多地进入贵州，外来书画艺术广为传播，并与贵州本土书画艺术逐步交融。 　　对于明代贵州的书法家们，我们可以从各类古籍的记载里和流传下来的碑刻中，了解到在他们当中哪些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不仅字写得好，而且都对贵州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过贡献，或者在朝代更替的政治风云中产生过影响，如张三丰、孙应鳌、杨慎、田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