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近代史学(上)参照.doc

第九章 近代史学（上） 教学过程：（突出史学的“近代”含义：研究对象和历史观） 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一致，中国近代史学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走过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战争，是中国史学从封建史学脱胎出来，并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期。甲午以后，经过戊戌变法，到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论著《新史学》，是资产阶级新史学正式产生的时期。从190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间经过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史学继续发展并开始分化的时期。五四运动以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20年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实验主义史学为代表的新型资产阶级史学取代了晚清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 疑古思潮盛极一时。到30年代，发生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实质性的发展。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茁壮，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 　体例方面，魏源采纳了刘知几、郑樵等人的意见，并仿照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司天、职方考”置于列传之后的先例，将《元史新编》的列传置于表、志之前。而列传的编写，又改变《元史》一人一传的形式，首创“以类相从”的形式。对旧志，则或删或补。所有这些体例上的改变与创新，都有利于史料的安排与叙述上的方便。 　　史识方面，他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不但写成了《元史新编》，而且还写过一部《辽史稿》，惜未存留下来。由于研究少数民族史，也就必然关注中国的边疆地区，这就为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开导了先路。魏源认为，后人对元朝的统治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多半是沿袭明朝人的说法。在《元史新编》中，他对明朝人的民族主义偏见，多处给予了批评。 5、《海国图志》 内容：围绕“夷”这个中心，全方位地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风土等各种情况。 意义：是近代史学萌生的重要标志。 （撰述目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依据的史料：有中国的史料：正史、典制、地理、类书、笔记等；外国史料：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旧著：《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当时西人著作：《地球图说》、《地理备考》、《外国史略》、《美理哥国志略》等几乎当时能找到的西方图书。 研究对象：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 科技比重大：科技内容占到1/5，（卷84～100）侧重近代军事 实际效果：道光三十年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对百日维新也有影响。 《海国图志》是划时代的巨著，《海国图志》不仅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真正地观察整个世界了，它成为了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也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是学转变的开始。主要就是它完成了史学对象的转变。 边疆史地学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演变的又一推动力，是学术界有了新的关注的重点，这就是边疆史地学的兴起。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嘉道年间受到学者注意，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清朝建立起空前版图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此已有一百多年，学者们以前的智识范围大致只限于中原内地，至此很有必要将视野扩大，系统地研究西北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的变迁。这是国内方面巩固统一国家的需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西北地区的威胁，而至鸦片战争后边疆危机更加突出。这是对外关系方面形势发展的刺激。 最早注重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是祁韵士和徐松。祁韵士早在任国史馆纂修官时，对边疆问题早有兴趣，撰有《蒙古王公表》。后因事充军伊犁，此期间他对边疆地区有了亲身见闻，对边疆问题的重要性也有了亲身感受，特殊的环境诱发了一门新学问，先后著有《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系指新疆，藩部系指蒙古。徐松的成就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的。徐松也曾因事流放伊犁，出嘉峪关后，沿途详细记下道里城郭，撰成《西域水道记》。又受将军松筠委托，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撰成《新疆识略》。 至道光年间和咸丰初年，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进一步关注这一新的学术领域。龚自珍曾修撰《蒙古图志》，规模颇大，书稿未完成而遭火灾烧毁。他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上书总裁官，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漏，共18项。更可贵的是，他善于利用边疆史地方面的渊博知识，来研究如何解决边疆地区所出现的问题，所撰《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名文，都充分显示出他着眼于安定边防、巩固国家统一，来解决边疆问题的卓识。魏源所著《圣武记》，大量的篇幅有关边疆民族问题。他不但记载康、雍、乾三朝在西北进行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