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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几点思考 　　摘 要：以人民版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儒家思想的发展为线索。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探讨。第一阶段，先秦孔孟儒学。第二阶段，西汉董仲舒在先秦儒学基础上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对儒学进行发展，儒学正统地位确立。第三阶段，宋代理学家吸收了佛道的部分思想，将儒学发展为理学。第四阶段，明清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儒家思想；董仲舒；理学；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牛耕和铁器的使用。私有土地大量出现，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制形成。政治上周天子权威下降，诸侯争霸。思想上百家争鸣。此时儒家思想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孔子提出仁、礼、中庸、有教无类等主张。注重个人自我修养，倡导文人士大夫的经世济民情怀。希望改变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周礼，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一个贵贱有序的社会。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主张，提出仁政、民本、民贵君轻等。更加强调君民互为依存，君主应当重视民意，顺应民心。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虽提倡君主爱民，但从根本上仍是为维护君主统治。与近代的民主思想存在区别，民主思想更注重主权在民。 　　儒家思想被确立为正统思想是在西汉武帝时期。西汉建立初期原本推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历了文景之治，到武帝时期，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地方诸侯王国势力增大，形成了割据势力，威胁到中央集权。面对这一形势，汉武帝放弃西汉初年开始施行了多年的无为而治之策，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这一时期董仲舒倡导的儒学与先秦孔孟儒学是有所区别的。其一，董仲舒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这一主张中，我们不难看出董仲舒虽提出儒术的独尊地位，同时也在倡导法家的中央集权思想。这种集权思想刚好迎合了汉武帝希望削弱地方诸侯国，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其二，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对地方诸侯王进行削弱和打击的同时，“君权神授”理论为其提供了支持。“天人感应”一方面是约束被统治者的，对君主提出警醒，警戒统治者应施行仁政，否则会遭天谴；另一方面是对子民进行约束，既然君权来自于神，那么包括诸侯在内的子民应顺从天意，否则也会遭到上天的惩罚。从“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我们不难看出先秦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思想到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君权神授”体现出了“伸君屈民”之意。相比于先秦孔孟儒学，这一时期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学具有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其三，三纲五常。对于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孟子曾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对其进行发展，提出了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随着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为推行儒学，汉武帝设立太学，作为官方最高教育机构，以儒学为主要教授内容，引导文人士大夫向儒。相比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思想专制，汉武帝这种对思想的引导，更加适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在引导士大夫向儒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魏晋隋唐，一方面随着佛教、道教的发展，儒教受到冲击，其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的崛起，社会上出现追求奢靡享乐，僭越儒家礼制现象。为复兴儒学，宋代理学家主动吸收佛、道的部分思想因素，把儒家伦理忠、孝、仁、义等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了一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并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用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注重个人的修养。程朱理学在南宋以后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哲学，影响后世达六七百年之久。 　　程朱理学在此后六七百年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一，理学倡导的三纲五常、忠君思想有利于统治者加强集权，巩固统治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其二，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明确八股取士，把科举范围限制于四书五经。其三，理学倡导忠、孝、仁、义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 　　这一时期出现了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等思想家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继承和发展。如：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具有早期的民主色彩体现出其批判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继承和发展，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则倡导个性的解放；宋明理学注重思辨和理论，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则提出：经世致用，注重实学；体现出这一时期思想家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和继承，又未超越儒学范围。 　　相比这一时期西方的启蒙思想，中国明清启蒙思想与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两者都强调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主张人性的解放。但是中国明清启蒙思想仅是对封建专制提出修补，并未超越封建制度范畴，而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新蓝图，对旧制度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