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法治环境指标.docVIP

一、国内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当前国内各界对于建立法治指标体系的理论与实现意义基本获得共识，但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相关的认识并不一致。如有学者认为法治指标体系主要由立法指标、司法指标、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及其它指标组成，也有学者提出，依法行政应当包括观念意识、转变职能、制度建设、科学民主决策、行政执法、行政监督、保障措施等7项指标。司法部司法研究所所长王公义提出，法治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党委依法执政、人大立法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政协政治协商、人民当家作主、市场规范有序、司法民主公正、监督健全有效、民众依法行为、社会和谐稳定等10项标准，还有学者对上海市建立法治指标体系提出建议，认为应当包括立法指标、司法指标、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其他指标等内容。与上述部门职能要求和实施目标模式不同，最近又有学者提出，法治指标应当包括宪政政治、法律的制定与秉性、法律的威信、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与公正等五项一级指标，再细分为若干项二级指标。 在各自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下，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实施地方法治指标，具体内容差异也较大，如《天津市依法治理评估体系框架》包括领导重视与组织实施、全民普法教育、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法治城市环境建设几大部分；《上海市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将立法指标、司法指标、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其他指标作为一级指标，然后再分解出若干级二级指标；杭州市余杭区法治指数则包括：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高、社会平安和谐九大要素，再细分为50多项二级指标；《成都市创建全国法治城市考核指标体系与测评操作体系》指标体系包括：法治宣传、地方立法、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司法公正、经济法治秩序建设、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建设、法治监督等8项一级指标，再分别细分为77项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分别包含3个三级指标；《北京市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工作职能指标、社会状态指标和发展潜力指标等3个一级指标，每项指标再细分具体二级和三级指标，如“工作职能指标”用以掌握法治建设现状和相关问题，具体包括9个二级指标和56个三级指标；“社会状态指标”用于考察与法治建设相关的社会反映状态，具体包括4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发展潜力指标”用于对依法治市未来发展存在的潜力和空间做出考察、分析和预测，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法律效益、法律文化3个二级指标和14个四级指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香港地区曾有学者在2005年制定了香港地区法治指数，其主要通过界定法治的基本目标，并运用诸多主观和客观指标来测量上述目标，具体包括法治基本要求、依法的政府、不许有任意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地施行法律、司法正义人人可及、程序正义等七项标准。 二、国内既有法治指标体系的评价 应该说，法治指标体系在部分地区的试点，对于衡量和评价地区法治实践，指导地区法治完善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并且部分地区的试点本身具有示范和激励作用。但纵观国内不同地区既有法治指标体系，不合理之处甚多，因而在理论界也引发许多争议。如有学者指出，从目前既有法治指标内容上看，其所包含的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各部门的工作职能要求，与法治基本无关，有的指标在内部逻辑上存在矛盾，甚至违反法治原则。同时许多指标过多强调形式意义，完全可以通过“突进式运动”达到考核的数字标准，与法治建设完善关系不大，如法治宣传与法治动员的次数，法律知识测评的频率等；部分指标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如强调民众对案件处理的满意率必须达到多少、法律草案的听证率必须达到100%，等等。 除此之外，不同省、市法治指标并不统一（如北京市、余杭地区、成都市的法治指标选择分别都有很大差别）、指标的考核权重也不一致（不同指标选择的赋值差异很大，甚至同为甘肃省依法行政考核标准，省政府和市州政府采用同一评价指标，但评分标准却并不相同），由此造成各地区间的法治指数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影响法治指数评价的实际效果。 三、总结 法治实践模式的差异导致国内外法治指标存在很大不同，同时国内部分地区法治指标体系在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有效性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对此，如何在尊重法治普遍规律基础上，把握中国法治实践模式的特点和当前理性秩序建构现实需求，进而提出既能反映我国地区法治发展模式特征，同时也符合我省法治建设实践的法治评价指标，这对于指导我省法治建设无疑意义重大。 初三化学期末考试试卷及答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