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四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doc

成果四：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内容提要：本文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而探讨了二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相对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可预测的周期性波动方面，而它们的影响机制却截然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源泉，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总体上，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的研究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在强调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积极突破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效应的限制条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充分发挥产业转型与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经济增长 经济波动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也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Chenery et al.,1989）。产业结构变动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不同并且在技术要求和技术吸收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各产业的增长速度的较大差异，从而引起一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二是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由不同的主导产业来推动国家的发展，而主导产业的更替直接影响了一国生产和消费的方方面面，这在根本上对一国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产业结构演进是一个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罗斯托，1962）。 然而在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轮动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巨大差异，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率的部门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结构红利”维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Peneder,2002），此即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但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变迁在促进产业发展、维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技术进步和技术替代会打破原有经济的均衡，对特定产业部门产生较大冲击并引起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动，从而造成经济波动（Baumol，1967）；其次，主导产业政策会引起社会投资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变动，进而对经济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产业结构变动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Kuznets，1971）。 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对中国产业结构也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然而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Sachs（1994）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中国落后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Fan（2003）也指出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跨地区跨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刘伟和张辉（2008）以及干春晖和郑若谷（2009）的研究也支持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但他们也指出这种“结构红利”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减弱。吕铁（2002）与李小平和卢现祥（2007）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却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却并不显著。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刘霞辉，2004），而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鲜明表现就是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相联结，即在每轮经济周期中, 经济总量扩张必与经济结构分化相伴随；反之，经济回落时经济结构不平和亦在缩小(袁江和张成思，2009）。因此，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在国外有大量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而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分析则显得不足，孙广生（2006）的分析为笔者所仅见，他将经济的波动从产业层面上进行了分解，并得出第二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与宏观经济波动则不相关，冶金工业、非金属矿工业和建筑业等重工业的产业波动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的结论。 在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采用Chenery et al.(1989)发展的“多国模型”或Fabricant （1942）提出的偏离-份额法（Shift-Share Method）进行分析。“多国模型”中对回归控制变量的选择具有模糊性，容易造成省略变量问题，从而导致问题分析不准确，同时模型中对产业结构采取的衡量方式也是一个难点。偏离-份额法是一种有效的分析结构问题的方法，但是它会造成结构效应的低估（吕铁，2002），而且在使用这一方法分析时，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