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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如何再定位 　　2011年，中美合作的亮点之一是两次亚太磋商，为亚太的局势启动了新的战略对话;亮点之二是胡锦涛访问美国顺利成行。2012年是大选年，全世界都在进行选举，甚至台湾也会存在变数。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一定要稳定下来。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从何来？来自美国选举带给中美关系的冲击以及美国的“重返亚洲”策略。在这样的急风暴雨之中，需要中美双方多找一些合作的共同点，为两国创造更多协商的机会。 　　应实现经济互补与政治互补 　　中美共同利益，官方的说法包括双边共同利益、多边共同利益、地区共同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对此我有另类的解读。 孙哲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之间在经济上有互补的优势，但互相缺乏认识。中美双方现在都在进行经济转型，聚精会神搞国内经济建设。这时，中美的共同利益就在于战略合作的机会与和平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模式虽然饱受批评，但中国集中精力，盯着一个经济目标拼命努力，这种做事方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一种启示。 　　很多人认为中美的两种政治制度一定是对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在政治上有很多可以互补的东西。这里的政治互补不是指我们要相互采纳仿效对方的政治制度，而是指做事背后的哲学和思想视野，各自审视自己的制度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美国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批评中国，但中国人办事有效率，这点值得美国人思考。所以在政治上，美国人虽然很不喜欢中国的体制，但中国让体制运转起来的哲学思维对美国人，有一定启示。 　　同样，中国也应该看到美国的优点。我们总是批评美国政府效率不佳，但美国政府当时之所以设计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并不要让国会成为高效通过的立法机构，而要让各方的声音都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是否愿意付出民主的代价？这个代价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成本。在制度高效率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公平。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发表过《历史的终结》一文，他认为历史走到前苏联解体的那一天，证明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选择，没有必要再争论。但现在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认为美国可能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非一个相互否决的制度。美国的这种制度导致它陷入政治僵局，出现极化现象（polarization）――红美国、蓝美国，富裕美国、贫穷美国。福山的这种思考也体现了美国人对自身制度的怀疑。 　　换个角度来说，中国可以树立这样一个“敌人”来激励自己。美中在全世界经济上已经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相互影响和学习，体制方面和平地相互演化，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共同利益。如果没有中美的合作，如今很多亚太地区就没有和平。 　　中美的紧张能够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安，因此全世界都要求中美想出合作的办法。对双方来说，这是一个被迫的选择（forced choice）。但这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鼓励。可能我们不太喜欢对方，但为了引领世界，两个国家需要相辅而行。 　　所以在分析中美共同利益时，要么站在高端，要么具体深化，不流于形式;需要用望远镜看，用显微镜看，避免平淡的解读。要对其中的矛盾加以分析，对两国间产生的危机困难中是否有潜在共同利益进行挖掘，对共同利益的理解是要分层次的。 　　在“重返亚太”战略中谋求合作 　　美国“重返亚太”强调的是经济重返和军事重返。军事重返方面，我认为有几个指标，其中之一是看美国的兵力部署，比如美国是否把从伊拉克撤离的军队布置到亚太地区。如果亚太地区兵力增加一万人以上，那说明美国真的在行动;如果只是像现在一样，借用澳大利亚的基地、重新协调驻日驻韩的美军部队等，只能算是低度的军事战略。 　　经济重返方面，美国最大的十个经济贸易国里，有六个在亚太。如果美国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重返亚太，中国完全可以欢迎美国，因为美国到亚太来一定需要与中国合作。中国是真正能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可以把经济潜能发挥出来的。 2011年1月19日，奥巴马与夫人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现在，中美正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面临危机，美国经济形势也不是很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的合作空间包括相互投资、对欧洲施以援手，也包括内部结构的调整。这种合作的关系也涉及到相互合作的空间和矛盾。如果中国30%的内需提高到像美国一样的70%、80%，那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自然而然就高了。没有那么多产品竞相低价对美国销售，也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同时，中国要保证在美国的投资安全。美国欠中国的债，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有2700多亿，因此他们想通过人民币汇率把这个问题一次解决，但美国不能利用美元霸权使美元的地位随便量化宽松。在合作不可能的条件下，能否解决矛盾、避免激化冲突？美国想用立法的方式增加中国关税，这是小可能的。从美国的国内法来看，用这种方式对中国进行惩罚是很滑稽的，也有违国际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