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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婚恋类节目现状 　　《非诚勿扰》的成功，带动了大陆新一波婚恋节目热潮。 　　谈到大陆的婚恋节目，不能不提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从开播到现在，《非诚勿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收视记录，捧红了主持人和嘉宾评论，创造了无数的话题人物，也引发了几多对社会争议话题的热议。 　　而《非诚勿扰》的成功，带动了大陆新一波婚恋节目热潮。 　　婚恋节目历史 　　有学者将电视婚恋类节目定义为―种以电视为节目媒允以爱隋和婚姻为主要题材，集服务和娱乐为一体的电视综艺节目。它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将婚恋节目与旅游相结合，让嘉宾在共同出游的过程中互相了解，例如《男生女生》;二是婚恋节目与游戏类节目结合，让嘉宾在游戏中增进感情，例如《当男孩遇上女孩》;三是以英国婚恋节目《Take me out》为蓝本，环节和布景几乎一样，采用多位女嘉宾对一位男嘉宾的方式，多靠话题人物提高收视率，例如《非诚勿扰》;四是以《玫瑰之约》为代表的较为纯粹的婚恋节目，“速配”功能相对突出。 　　山西卫视1988年开播的《电视红娘》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婚恋类节目，它可以称之为我国现代婚恋节目的鼻祖。当时的电视节目制作相对简单，没有华丽的包装技巧，以“为人民服务”为工作准则，服务对象为“穷到找不到媳妇的单身汉”。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但两三年后因为节目的运作问题而偃旗息鼓。 　　随后便是1996年台湾的《非常男女》节目，这可能是被内地的广大观众所熟知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的婚恋类节目，它的独树一帜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火爆程度一时无两。此后，湖南卫视1998年开播的《玫瑰之约》等内地婚恋节目强势回归。《玫瑰之约》凭借娱乐化的定位和耳目一新的内容，在荧屏上掀起了一股“玫瑰热潮”。《玫瑰之约》火爆时，国内各电视台先后开过30多档婚恋节目。辽宁卫视的《一见倾心》、陕西卫视的《好男好女》、山东齐鲁台的《今日有约》、北京卫视的《今夜我们相识》、河南卫视的《谁让我心动》、四川卫视的《特别心动》等相继亮相荧屏。爱情的玫瑰花在电视的包装下，开得无比热闹。《玫瑰之约》于2004年停播，由此婚恋类节目也暂时淡出了观众视线，即便有几档在播的类似栏目，也基本不成气候。 　　2009年，婚恋节目重出江湖，再次的强势，主力阵营包括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及浙江卫视的《爱情连连看》。“玫瑰”与情感在真人秀的制作模式下获得新生。 《非诚勿扰》录制现场。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在节目形态上，现在的《非诚勿扰》与当年的《玫瑰之约》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制片人王刚被问到这档婚恋交友类节目与之前的同类型节目有什么不同时说：“虽然之前婚恋交友节目很火，但是我们现在的节目不是老节目的拷贝。”《非诚勿扰》已经不再是刻板的男女嘉宾数量上的呼应，满足于让男女嘉宾一对一坐着聊天，而是将这档节目做成了一场观赏性极强的真人选秀，男女嘉宾的牵手过程类似游戏闯关。男女嘉宾的配对已经不是这类新派婚恋节目的最大宗旨，在相亲这一社会热门话题下通过“作秀”获取最大的娱乐性才是这类节目的终极目的，而且从收视率上看它确实也达到了成功。《非诚勿扰》开播以来，其中一期以4.53%的收视率赢得了全国卫视综艺节目的收视冠军。 　　《非诚勿扰》成功的必然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能在收视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必然与其节目形态相关联。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指出，在客观现实和人的主观现实之间存在着经过媒介选择、加工、结构化后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即信息环境）。在媒介社会中，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提供的象征性现实。这种对信息环境依赖的结果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知会出现偏差，甚至反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其具有信息化的色彩。以《非诚勿扰》为例，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行为，事实上也在悄无声息地向受众提示着一种拟态环境。 　　《非诚勿扰》采用一名男嘉宾面对24名女嘉宾的挑选方式，迎合了消费主义盛行下快餐式文化的大众心理结构。男选女，而非女选男，又是从中国人传统的心理认知出发，让受众自然地感受到一种易接近性。节目组在24名女嘉宾的选择上也是颇有用心，性格、职业、喜好不尽相同，反映出大不同的价值观、婚恋观及人生观。这种全景式的呈现方式，兼具了典型性和普遍性，观众可以从这些嘉宾身上看到了很多身边的朋友的影子。去粉饰化的面孔主观上提高了观众解读的参与度。 　　考虑到大众传媒舞台化的传播效果，节目中女嘉宾的选择并不只是不同面孔的简单集锦，更多的还考虑到嘉宾舞台的表现力。在这个极具个性的年代，千篇一律的矫揉造作已经不再受到观众的青睐，取而代之的是观众对个性特征的强烈诉求。除此之外，节目组抓住“女色消费”时代下观众的心理，对所有女嘉宾依据其各自的气质特点，进行了时髦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