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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回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文字文化与文人 　　相传欧洲十字军在第3次东征（公元1189-1192年）途中，在巴格达古老的山洞和图书馆里，发现了大批阿拉伯语的藏书。这些书籍作为战争纪念品被带回到欧洲，藏在了一个教堂的地下室。若干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些书籍被人发现，并被翻译成欧洲语言。 　　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竟然是久已失传的古代希腊文明典籍，包括文学、艺术、政治和法律等方方面面，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西方先哲的思想学说得以重见天日。惊叹于古希腊文明的先进，一些有识之士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办起了一所“希腊学院”，传授传播这些学说。 　　人们在接触这些思想后渐渐醒悟，开始挣脱基督教狭隘偏激一神教义的高压奴役，欧洲从此迎来了著名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科学文化哲学艺术等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文豪大师，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为近现代西方文明兴起兴盛奠定了最坚实的思想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著名的一次文明重生。真是多亏有了这些文字典籍！ 　　在中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维护王朝统治，加强思想控制，于公元前213年，下令焚毁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典籍；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又借儒生多以妖言惑乱为名，下令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这是中华文明史上极为黑暗的一夜。 　　不过，秦朝也发生了一次伟大的典籍抢救。焚书坑儒的6年后（公元前6年10月），刘邦率大军攻入咸阳。初入咸阳，绝大多数的军官士卒看到如此多的锦衣玉帛、珠宝美人，很快陷入疯抢之中。就是刘邦也忍不住，看到秦宫华丽的宫室，成堆的金银珠宝，猎狗骏马，众多美女，不觉眼花缭乱，飘飘然起来，后来竟“神魂颠倒地拥着美女走进胡亥的寝宫，往龙床上一躺，便进入了温柔乡”。汉军谋士萧何没有去“抢”那些，却命人把城内能找到的文书、册薄悄悄地全部搜集起来。这些资料为萧何后来辅佐汉室，治理天下提供了许多有益参考，比如参考秦国刑法制定了史上著名的《汉律九章》，为汉王朝典章制度建设做了一件大事。后世评价萧何四功时，“盖收秦律令图书”有其一。 　　可以说，在声影记录模式出现之前，文字（包括图画）是传承文明的最好载体，能将人们生产生活实践形成的文明固化留存传播。文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人类社会的形成，本身就是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形成。 　　只要稍作留意，我们就能发现，所有已知的文明（文化），总存在“少数人影响巨大”的现象：中华文明体系主要由孔子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学说构建；基督教典籍《圣经》，据说是由摩西、大卫、所罗门、以赛亚、耶利米、约翰、路加、保罗、彼得等四十多位先知君王所著；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口述、他的弟子们笔录的……此外，构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是主要靠几位大家：著《论法的精神》的孟德斯鸠、著《社会契约论》的卢梭、著《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边沁、著《经济学原理》的马歇尔、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凯恩斯……可以这么说，文人学者通过文字去塑造文明，影响人类社会。 　　中国文人一直是传承发扬中华文明的中坚，他们骨子里有着一股忧国忧民之情。。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人中的杰出者，或能成为一代圣人，立说讲道，开“万世太平”；普通文人则静修其身，或潜心研学，著书立说，续往圣绝学，或教授于乡野，教化人民，使圣人思想得以光大。 　　中华文明自炎黄以来，上下5000年，绵绵不绝。这既受益于中华文明自身具有的刚柔并济的特质，更有赖于一代又一代文人前赴后继，为创造、继承与发扬中华文明所作的努力。“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来历经无数次劫难而传承不绝，就是因为有一批‘有所守’的仁人志士。” 　　“思想不灭”、“精神不死”通常是个哲学问题，但对学者或文人却是件可实实在在做的事，中国文人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是上升到自觉的行为。文人用文字去记刻文化，去“创造”文明。文以抒怀，文以明志，文以载道。能力、学识和（或）洞见不一，但中国文人治平天下的情怀是亘古不会变的，这也成为中国文明之重要人文精神之一。 　　《文化的力量》上这么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总有一死，但只要文化不灭，文脉还在，人的事业可以通过文化而得以延续，得以传承，得以发展”，“精神境界是衡量一个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从满足肉体欲望的需求发展到对精神完美的追求是人格的升华，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觉醒，是人意识到自己是‘人’的开端，是人性的发现”。 　　当代中国文人仍然保持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仍然坚守一份为书为文的情怀。《文化的力量》的作者田学斌就充满了忧患意识。2007年4月份，我第一次读到田老师的文章，“我国乡村体制的历史沿革”，随后又有“中国的乡及乡官的演变（上、中、下） ”，“我国农业税制的历史演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