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陈新年的“地下标间”.docVIP

矿工陈新年的“地下标间” 　　一间忍无可忍的地下室 　　4年前的一个夏天，60岁的陈新年无法忍受房内桑拿般的高温，有着25年矿工工龄的他悄悄地拿起工具，像只土拨鼠从卧室一直向下挖去。 　　一开始，他只是想挖一个可以乘凉的地洞。 　　陈的家在河南郑州市秦岭路与西站路交叉口的东南角。这里曾是河南省体委的一个训练场地，有一个足球场和一个乒乓球场，体育明星邓亚萍少年时曾在父亲的陪同下在此练过球。 　　1980年，省体委搬走后，郑州市印染厂在场馆上盖了三排铺着石棉瓦的砖房，分给工人居住。 　　陈是平顶山煤炭集团的一名掘进工，有着非常娴熟的挖掘经验。陈的妻子刘舒拉是郑州市印染厂的职工，他们有两个女儿。1990年，在小女儿三岁时，他们一家住进了宿舍区的最东边。 　　砖房低矮，即使是大白天，屋内依然需要开着灯才能视物。为了透光，老陈将房顶的石棉瓦划开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口子，上面盖上一层厚厚的透明塑料。 　　12平方米的房子让一家四口住得很挤。室内的摆设简陋，但女主人却20年如一日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在一个破旧的衣柜内，所有的衣物都被码放得整整齐齐，看不到一条褶皱。 　　一开始，刘舒拉觉得这里只是过渡房，自己再住上两三年时间，就能分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彼时，郑州市印染厂效益不错，曾一度超越位于郑州上街区的中铝公司，成为河南省效益最好的企业。 　　但没想到的是，郑州市印染厂日渐没落，“最后像船一样沉下去了”。1996年停产后，刘舒拉每月60元的工资拿了六七年。直到退休后，她才拿上每月1100元的退休金。 　　重新分房的希望就此破灭，老陈和邻居们一样开始在房子边上盖了一个小间。比其他邻居稍好一点的是，陈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他后来又在小院里建起一个可以淋浴的小平房，房内还有一个可以通向房顶的楼梯，站在房顶上，低矮的棚户区一览眼底。 　　两个女儿渐渐长大，家里越来越拥挤。大女儿后来出嫁，跟随丈夫回漯河老家，但每次回来家里总是没地方住。 　　小女儿初中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平常靠在街头摆个小摊挣钱。 　　岁月流逝，房子老了。房顶的石棉瓦只有三四毫米厚，冬天室内结冰，夏天跟蒸桑拿一样。经过近三十年的风雨洗礼，房顶的石棉瓦开始风化开裂，每逢下雨，屋内像水帘洞一样没法站人。刮风时，灰尘也会从缝隙中灌入房间，刘舒拉不得不在室内的晾衣架上盖上一层布用来遮灰。 　　2006年夏天，室外的温度是37度，但屋内的温度已经39度了，陈新年穿着一条大裤衩，摇着一把大蒲扇，汗流浃背，一个奇怪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挖个地洞，天热时到里面凉快凉快，下雨时避避雨。 　　对于挖洞，刘舒拉和两个女儿都表示反对，让老陈“别瞎折腾”。但老陈已经不听劝阻，拿起镐锄就在卧室里开挖，并买来矿灯、抓钩等工具。刘舒拉只好每天给他做饭、洗衣服。 　　老陈当时60岁，每天挖掘四五个小时，有时高兴了，体力好了，也会挖上10来个小时。 　　很快，地洞挖好，但老陈感觉不满意，他想着如果能在里边放一张床就更舒服了，于是就继续挖。 　　等可以放床了，一间地下室挖好后，老陈又想，“如果再挖间厨房，岂不是更好”，又开始挖。 　　两年半过去了，一个面积约为50平方米的“地下标间”已初具规模，但他还想再挖一个房间出来，巷道挖了两米，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了，老陈才罢手。 　　一个被遗忘的贫民窟 　　最后的“地下标间”的设计标准能抵抗八级地震，呈L形，下台阶第一间卧室约10平方米。连接卧室的是不足1米宽的巷道，巷道顶部有换气口。 　　在“地下标间”里，老陈进行了简单的粉刷，扯上了电线，放进了一张床、一个音箱和小书架，入口处还安装了一个声控的电灯开关。 　　老陈用挖地下室的土把后院坑洼不平的地面填平，还垒起来一个小花池，上面种上了十几株月季、两行芝麻和一片韭菜。 　　但这些都收拾停当后，爱人和女儿都不敢进去住，“一开始挺害怕的”，老陈自己试住了一段时间后，女儿才开始试着住进去。 　　地下室里放了一个温度计，显示这里夏天的温度基本保持在25度左右，一些蔬菜能在里边放上一周不变质。 　　其实，在老陈挖地下室不久，邻居们已经知道了消息，但没人效仿，因为大多数人家都没有他家这么大一个院子。 　　67岁的居民何志安说，他们这一批结婚不久的年轻职工被分到了这里，所有人都想只是过渡一下，待新宿舍楼建好后，大家都会从里边搬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一辈子就只能守在这里。 　　2005年，与棚户区相邻的厂址土地被卖给了开发商，职工们领到了不同数额的补偿款。但是，开发商建成的商品房已卖到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这些钱根本不够。 　　老陈说，他想都不敢想能买个新房子。 　　在这片棚户区，年纪60岁以上的人能领到11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而多数职工的工资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