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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穿衣形象录 男子的着装需要严肃认真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于建国之初，即颁布了《服制》。其中男子礼服规定有8条之多（学生公务员等不算在内的平民服制），其中详细说明款式、面料、颜色、鞋帽搭配。大礼服为两种――即平脚的弗洛克外套（Frock coat）、双排扣、大翻领、长襟至膝。另一款大礼服为晨礼服（Morning coat），也就是襟身从前身有一条向后划的弧线，双排扣。常礼服则除了较大礼服短外，为单排扣。也就是留学归来的民国知识分子们身上看到的那种西装款式，事实证明，随后常礼服的款式继续与时代前进，大礼服则渐行与一些生活场景一并消失。 　　在这个民国《服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着装被列入法令）中，对女子礼服的规定显得有些潦草，只有3条，除了要求礼服加锈饰、丧礼胸系黑纱结和劝导式的“有本国相当之毛织品时，得适用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说明。与其说《服制》是对女子礼服忽略，不如说女子参予政治活动的机会主要是参加“丧礼”。 　　既然女子的政治生活几乎没有，对于女子的着装自然是放任自由的，因就那时的女子社会地位来说，无论她穿得怎样失心疯，对公共利益都远没有侵犯能力。而对于男子，尤其是礼服的仔细――实际上，《服制》的作用一直以来，是为建立秩序而起作用的，从这一点上说，男子的着装更需要严肃认真对待，它不仅悬系个人的事业、公共形象，而且关乎个人的尊严。反过来说，不谈论政治环境，就不可能理解着装。不管怎样，西化成为主流，以为时髦，中式的褂袍被保留在常礼服的次位选择。 　　民国的《服制》也遵循着由上至下流的时尚规律，但并非开创西服在中国的兴起，当时一些开明的人士，哪怕是普通老百姓，如《一个中国人62年的影像志》中的一位普通职员，于1909年就穿起了爱德华式的休闲西装以为时髦。只不过是《服制》为当时的中国男人追求新兴时尚提供了一个官方的担保，担保抛弃中式瓜皮帽和褂袍实属正当性，又担保这种着装样式所代表的意义：新时代兴起而旧王朝时代宣告终结。 　　这个主要以中国男人的身体为场所的着装剧变，一下子改变中国男人的面貌。这番新面貌的政治背景既然是以西方民主政体、宪法为追求蓝本进行的革命，在着装秩序上的模仿则无可厚非。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更像是一场先行对男人思想展开的解放，从着装外征直接切入现代模式，以让穿爱德华式男子礼服的中国男人适应并加入到新的法则。 穿长袍马褂和西服 　　的并排政治处境 　　一个穿着燕尾服西装的中国男子，与一个穿着褂袍的中国男子，两个形象就像各居地球的两头，他们之间的隔阂就是这么深。连带着吃着生牛扒的和中式家常菜的生活方式、握手的和作揖的社交仪式的分裂，在民国初期，分开了新与旧两类中国男人。但同在一个政治领域中，这种分歧不但不会互不相融，反而形成了那一时代独特的时尚样貌：穿长袍马褂的和穿西服的并排在旧照片中，给现在的我们展示着新旧交替时的互不协调而又俨然一体的政治处境。要说这两种中国男人在旧照片里并行不悖实在违心，因之所着所穿都被赋予了政治标签。而且这种纠结冲撞，过了百年之后，身着崭新的怀旧西装的周立波，大嘴一咧却道出了百年前赶时髦的轻佻小开们的自得：“喝咖啡的，不与吃大蒜的为伍。” 　　“喝咖啡的”，即着西装的时髦中国男人，不管是单纯为了时髦自表，又或是急于投靠新形式以证自身政治立场。着装最后不能成为政治或者文化本身的根源就正在于此，它与政治一样易于流逝，却比政治更容易放大浅薄，使之庸俗化，庸俗唯一的功用是解散任何一种款式的政治立场。到了1930年，光上海就有四百多家西服裁缝店，现代机器比如缝纫机的进口，乃让西装也可以满足中高低消费的需要。由于越来越多市井之徒对西装的迷信，那些“满口英语，中文说不通的人必西装，外国骗得洋博士者，必西装；……再一类是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必西装……，其穿西装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最为受这种现象刺激的正是许多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尤其像林语堂、张竞生、鲁迅、胡适等等，本来在国外是为了入乡随俗穿起西装，回国后，换上中式褂袍，却不想看到的是国人一味地崇洋媚外的泛滥之潮。 　　又由于这时中国男装变革突变得太厉害，大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在这个节骨眼上，西服毕竟是别人的衣服，它总不像是那么合理、合体，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在这里拉锯，到底哪一种形象气质，才真正是属于中国男人的？随之，一股反“西化”的大潮兴起。先是从上海商会的“新国货运动”开始，在知识评论界开始一大波一大波地对“西化”分子口诛笔伐，不分男女。继而像鲁迅这样的革命先锋，换上了中式长衫。 新《服制》出台， 　　新式青年必穿中山服 　　1929年，民国政府又颁了新的服制，这款新《服制》除了把矫正早前过于西化的款式比重外，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男装刷新时尚的信息，其中平顶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