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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的确认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的影响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二是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及意义，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特点。在此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一蹦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调整、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要坚持，要完善，离不开以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自治地方为实体和主体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不断实践与探索。民族身份的确认，日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过程中基于何种地位，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与探索中有何意义?以下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成立为例，基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档案馆提供的材料，对民族身份的确认过程及其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中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深入揭示。 　　一、申请成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时代背景因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土家族民族成分就得到了确认，并在湖南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此后，鄂西南、黔东北、川东南的土家族干部和群众也不断要求确认民族成分，充分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可以说，确认民族身份，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加快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是土家族基层干部群众的普遍心声和愿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十分重视土家族人民的合理要求，派出工作组或委派学者展开调查，为鄂西南、黔东北、川东南土家族干部群众恢复民族身份，以及在鄂西南、黔东北、川东南土家族聚居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79年春，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处率工作组赴鄂西南来凤及鹤峰二县开展调查，促成来凤、鹤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的成立;1981年秋，国家民委委托中南民族学院学者到鄂西进行民族调查工作，探索划分鄂西民族成分的标准;1982年3月，国家民委派相关人员赴湘、鄂、川、黔交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解决恢复土家族成分的标准问题。 　　为了配合上级工作，各地也展开相关调查。1980年夏，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些学者先后到湖南的吉首、保靖、永顺、龙山，四川的秀山，湖北的恩施、来凤、利川等县调查土家族的历史、文化和习俗;1983年5月，中南民族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的一些学者深入湖北长阳、五峰，写成了佚于长阳县恢复土家族民族成分工作的调查报告》等材料。恩施地区民委、统战、文化部门也深入土家族聚居区展开调查，获得了不少材料。这些调查材料，成为确认土家族民族身份的重要参考。 　　1982年4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座谈会”，通过了拼目、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座谈会纪要》，为这一时期土家族民族成分的恢复与落实提供了重要的文件依据。 　　二、申请成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现实与历史因素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申请及成立，即是在上述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出现的。若从长阳自身来看，当时申请成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据长阳档案馆提供的有关材料，主要基于现实的人口比例因素与历史的集体记忆因素。 　　从长阳全县的现实人口统计来看，土家族人口比例已经占到全县人口的一半。解放以后，长阳全县相当一部分群众自认为是“土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民族成分。20世纪50年代，国家组织少数民族调查组，派潘光旦教授等人来长阳作过民族调查，并认为长阳是土家族聚居地区。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群众曾要求恢复自己的民族成分，如当时渔峡口公社牛头背大队第三生产队就有29人申请报土家族。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加之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不深入、不广泛，大部分土家族群众和地方干部怕受歧视，隐瞒了民族成分，讳言民族问题，广大群众的真实心愿未能充分体现。 　　从1982年5月起，结合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为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按照上级指示精神，长阳开展了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的工作。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束后，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12人民族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抽调了5名国家干部专职从事民族工作。此后一年多以来，在国家、省、地有关部门调查研究的具体指导下，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民政字第601号文件《关于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的处理原则的通知》和国家民委240号文件《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座谈会纪要》及省、地委指示精神，对长阳土家族的族源、土司区域、风俗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