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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性叛逆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一、引言 　　自古以来，“忠实”被捧为翻译的金科玉律，从支谦的“因顺本旨，不加文饰”、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及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这些翻译思想无不将作者及原作置于中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译者完全被边缘化。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译者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贝尔曼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翻译主体”上，必须以译者主体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操纵学派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这些观点使学界重新认识到: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原作和译作的中间人，是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发挥其主体性。 　　翻译有创造性和叛逆性，创造性是它赋予作品崭新的面貌，叛逆性则是对原作的客观偏离，即翻译的“创造叛逆”。这一观点的提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认为，译者主体性不仅在于译者能动性的发挥，更体现在译者在翻译时的受动性会有意识地转化为能动性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正是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过程。本文立足以上观点，通过选取《红楼梦》中体现译者主体性的若十例子，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译文以何种形式呈现。 　　二、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 　　要了解译者主体性，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主体性。主体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自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简言之，主体性就是主体的本质特性。对于“译者主体性”，国内有多个学者对其下了定义。译学辞典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义是: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查明建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屠国元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创造性等特点。 　　不难看出上述几个定义的相同点:都认为翻译的主体是译者，强调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主体性不仅只有能动的一面，还有其受动的一面。译者的受动性表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作者和原作的思想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译者的主体性应该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创作译本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但受到原作的背景及其文化的束缚，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任意的。 　　“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论学家埃斯卡皮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能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还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可见，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是将原作置于另一个全新的语言和社会环境(即上文中的“参考体系”)中，参考体系的变化使得翻译由机械的文本对应转换为有意识的“叛逆”;在新的参考体系中，译作必将与目标读者产生新的文学交流，等同于在参考体系的变换中获得了新生，这正是创造性的体现。 　　国内研究“创造性叛逆”的学者谢天振提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再现原文的主观努力，而叛逆性则是对原文的客观背离，但两者无法分离开来，是和谐的统一体。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译文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译者的主观意识，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肆意发挥、信马由缓，叛逆性是一种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如果译者过度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原作之上，那么其主体性就会走向极端，从根本上偏离了翻译这一本质任务。 　　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是判断译作优劣的重要标准和翻译成败的杠杆。那么，忠实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译者的能动性?答案是否定的。“笨拙的忠实也许会导致叛逆，而灵活的叛逆也许正好揭示出真正的忠实。当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无法实现其目的和需要时，其受动性就会有意识地转化为能动性。这种有意识的转换恰恰体现了“创造性叛逆”。 　　本文基于埃斯卡皮和谢天振的观点，结合译者主体性的特点，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叛逆:1.特色翻译;2.有意识误译;3.改编。在下一部分中将对其逐一分析。 　　三、《红楼梦》英译本中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本文选择《红楼梦》作为语料。霍译本和杨译本的《红楼梦》都享誉国内外，但风格形式迥异，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特征。下文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