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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分析 　　近年来，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但学者们大多局限于新闻学或传播学本身---从网络传播特性、网络媒介技术、传受者专业素质等微观层面探讨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其治理，没有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从而无法揭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社会原因，也就无法从社会发展的逻辑出发提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治理的根本之道。本文站在传播社会学的视角，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角色三个方面，提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以及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在网络传播中的镜像反映，从而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治理指向了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中观层面。 　　一、研究缘起与关键概念辨析 　　1.社会规范、失范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 　　社会规范是人类为了共同生活的需要制定或主动选择的行为标准和活动准则，是社会系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失范意味着社会规范的缺失，意味着“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和“社会的缺席”。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失范”解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进而指出失范是社会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失衡，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社会状态。据涂尔干的失范概念、默顿的失范理论及相关研究，笔者在这里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定义为：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为追求私利而不遵从社会规范，从而导致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与社会调节机制的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网络舆论场的混乱无序。 　　2.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研究的不足 　　关于网络传播伦理失范问题，以往文献大多站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视角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区分为三个类别。一是新媒体技术及管理研究。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低门槛进入、虚拟性、隐匿性和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带来了资讯泛滥、信息成灾、网络恶搞、网络谣言等种种网络传播伦理的失范，而针对新兴媒体的建设和监管又存在诸多空白和缺失，为此，运用行政手段加强互联网行业技术监管和法制监管、加强行业自律等是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之策;有研究者提出了网络传播把关人的合力治理模式，把在网络传播系统中对传受者发布的信息进行中继和过滤，并对传受者的网络行为进行约束和塑造的人、组织、技术、制度等统称为把关人。二是网络环境下的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研究。这些研究者主要从新闻传播伦理的角度，重点梳理网络传播陷阱、媒介假事件、泛娱乐化现象、色情暴力、人肉搜索、网络恶搞、谣言欺诈等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从而提出加强传受双方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营造责任追究的制度环境和加强法律监管等对策，以期在伦理困境中突围，减少传播失范的产生，如廖峰提出增强公众媒介素养以更好地进行传播把关，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关于网络传播伦理和法规的论述亦已有不少专著，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戴永明的《网络伦理与法规》。三是网络环境下传统主流媒体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这些学者认为网络时代传统主流媒体存在公众表达渠道不畅、传播缺位等问题，网络成为公众表达的主要管道和平台导致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产生，为此，提出了主流媒体加快发展新媒体技术形态、加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等治理之策[7]。学者们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关注及提出的对策，对维护网络传播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些观察和研究由于没有把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放在变动、发展的社会关系中加以整体考察和深入分析，也就不能进一步揭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表象背后的社会原因，既表现出研究视域的不足，也导致提出的对策措施难以固本。 　　3.从传播社会学视角研究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意义 　　传播社会学是以人类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以人类传播行为与社会建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范围，采用社会学与传播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探讨人类传播产生与发展规律及社会作用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传播社会学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包含了大众社会理论、功能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建构论等多种理论途径，我们在这里无意对这些理论作重新阐释，只是从传播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框架来考量网络传播伦理失范问题。正如麦奎尔所言，大众传播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过程，大众传播关系反映了物质基础和经济权力关系，国家、社会、社区、家庭等社会结构，以及由社会所规定的社会角色与职业。本文试图站在传播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角色三方面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进行考察，避免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研究仅停留在大量新闻学和传播学日常研究的微观操作层面，从而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研究提供社会性反思的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