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的反思.docVIP

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的反思 　　自2011 年12 月23 日教育部与中央政法委联合发布《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 号))的指导性文件时起，我国正式开启了新一轮法学教育的改革试点，试图探索一条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新模式。毋庸置疑，该计划乃是针对当前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学教育严重落后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法律人才的需求而启动，旨在迅速提高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对于应用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文件指出“近年来，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快速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法律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的重要贡献。但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据此，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实现该目标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时至今日，在此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章已经不少，在诸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是在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方案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实践中各学校在实施“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做法，这样势必会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充分落实形成掣肘，甚至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笔者，将从法学教育的定位出发探讨“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对培养模式的效果以及现在法学教育的培养方案进行反思，以期为法学教育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并希望能对法学教育教学有所助益。 　　一、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基本定位的反思 　　法学教育的定位直接决定着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培养方案，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必须以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实施方案为核心，因此“定位”是“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关于法学教育的定位，我国法学教育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即法学教育究竟应当是职业教育抑或是精英教育?两种阵营的拥护者认为职业教育和精英教育两种教育目标向左。其实在笔者看来，就法律教育领域而言，职业教育与精英教育不但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辅、相互配合的关系。换言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不能简单定位为职业教育抑或精英教育，而应既是职业教育又是精英教育，因为只有同时兼顾二者，才能够培养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言之高素质法律人才，即实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目标。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指出：“卓越法律人才当然应该是精英人才, 但精英不是高高在上, 远离大众, 远离基层, 而应当有服务大众的意识, 具备服务基层的能力。一个当前热议的话题还在于, 法学教育是否要培养精英人才? 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 就是培养领袖人才。其实, 法学教育大众化与法学教育精英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需要说明的是，王利明教授所说的法学教育大众化显然系指法学教育的职业化路径，即通过专业技能训练和专业技能应用提高培养和学生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分析能力、思辨能力、选择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 　　之所以说法律教育应当是职业教育，乃是由法律教育的目的所决定的。法律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性科学，法律教育的首要目的无疑是为了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也就是说，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必然要从事相应的法律职业，因而法律教育必然是以培养法律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素养，以使毕业生能够很好地胜任各种法律职业。卓越法律人才的衡量标准其实是确定“卓越”所指，即要求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较高的法律素养和技能、崇高的法律职业道德，因此除具备法学专业学生必备之理论基础，必然是能够具备优异素质的实践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这也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或许有人会说，法学教育除了要培养司法部门的职业法律人外，还承担着培养高校教师、科研机构等高级法学研究人才，因而不能都归结为职业教育，进而坚持“绝对经院式”理论教学模式。以这一理由否认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职业性是无法得以立足的：首先，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人才与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律人才相比较，其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如果不熟悉法律实务，不掌握法律应用的技能，不了解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得以运作是根本无法胜任法学研究工作的，这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为法学是入世学科，必须源自社会服务社会。也正是由于我国眼下诸多法学研究人员本身未经过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不熟悉我国现行法律，更不用说这些法律在我国运行后的实际效果，从而其研究成果往往不具备实际价值，而所教授的学生更是不能胜任法律实务工作。这也是我国目前法学教育相对而言较为落后的真正原因所在。最后，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