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文化的价值观与黑社会犯罪研究.docVIP

帮会文化的价值观与黑社会犯罪研究 　　“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连接黑社会犯罪 与帮会文化的桥梁正是帮会文化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帮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概莫能外。帮会的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帮会文化的主要构成，具体反映着帮会文化与黑社会犯罪的动态关联，但无论是行为文化还是制度文化，都是由帮会文化的本质--价值观所决定的。所以，研究帮会文化与黑社会犯罪的关系，最根本就是从帮会文化的价值观入手。 　　一、帮会文化的实质--牟利价值观 　　回溯帮会产生的历史，帮会文化的价值观孕育、沉淀于其中。帮会生成于社会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失衡点。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经济竞争中，通过个体力量和常态手段，一部分人竞争失败、得不到想要的利益甚至无法维持生计，便从规范下的社会经济秩序中脱离出来形成“游民阶层”。被剥离出来的脱序游民，为了生存或攫取更高的利益，同时基于个体力量的有限性，便自发组织在一起实施失范行为甚至犯罪。由于游民建构而成的组织多为异姓，缺乏传统宗法文化观念的内在规范，为了维系组织稳定、促成成员共益，游民组织拟制“帮”“会”形式，“帮是以师徒宗法关系为纽带，是封建行会的变异形态;会是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是血缘家族的变异形态，19世纪末期以来，帮与会相互渗透、混合生长，人们遂以帮会统称之”。因此，表面上“帮”“会”是对传统宗法文化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但实质是对封建伦理纲常主文化的异化和利用，“帮”“会”构建的师徒宗法关系、兄弟结义关系只不过是脱序状态下游民趋利避害、抱团发展的文化认同需要。所以，自产生之初，帮会便有利益烙印。为了利益，游民建立帮会;为了利益，游民加入帮会;为了利益，游民寄生帮会;为了利益，游民效忠帮会。这种对利益的原始冲动和现实需求根植于内心，远远超越了异化的师徒之亲、兄弟之义表象。基于此，帮会史上为了利益对外出卖帮会、对内拉帮结派的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帮会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其实质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牟利价值观，帮会的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只不过是帮会文化牟利核心价值观的手段和表现。 　　二、帮会文化的形式--以“义气”为核心的帮会价值观 　　帮会文化的实质是牟利价值观，但作为帮会文化核心，帮会之利往往是暗表不宣的，帮会文化常常表现为以江湖“义气”为核心的帮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亦即帮会之义。“其是由侠客、江湖术士等群体对传统宗法文化君臣伦理关系的‘忠’和家庭伦理关系的‘孝’进行改造而来的。”据统计，洪门入门誓词《三十六誓》之中，与义有关的占35条(约97.2%)，帮规《二十一则》《十禁》全部与义有关，《十刑》中，关于义的规定占9条(约90%)。帮会之义有三个层面的理解：兄弟之义、社会之义以及国家之义。以洪门为例，兄弟之义是帮会文化中最普遍的义，它是指帮会成员做任何事都以兄弟、帮会为重。洪门《三十六誓》第1条：“自入洪门之后，尔父母即我之父母，尔兄弟姊妹即我之兄弟姊妹，尔妻我之嫂，尔子我之侄，如有背誓，五雷诛灭。”这是对兄弟之义的最贴切的阐释。除此之外，帮会文化还强调“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的社会之义，比如洪门《十条》中第5条、第6条分别是：“为人正道”、“讲仁讲义”。最后，还有《十条》中第1条所要求的“尽忠报国”的国家之义。三层帮会之义中，兄弟之义是核心，是形式上维系帮会的基础，具有稳定性，而社会之义和国家之义则为帮会文化的支流，具有不确定性。社会之义和国家之义由游民阶层的游侠文化以及帮会各种利益需求所生成，帮会文化多在不损及帮会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一些以社会之义、国家之义为主的宗法伦理的因子;但在利害相冲的情况下，帮会往往会自发地对这些文化标签进行舍弃，比如“‘旧中国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受日本侵略者利诱而屈服，最终沦为汉奸，为了利益抛下国家之义”。 　　帮会之义以兄弟之义为核心，集中体现为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即为了帮会集团内部之义，帮会成员通过个人能力或牺牲精神实现帮会利益。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一方面通过神化帮会领导个人能力，利用个人崇拜强化帮会集权，另一方面通过神化帮会成员奉献精神，利用个体牺牲提升帮会力量。这种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容易被帮会领导所利用。以《水浒传》中的宋江为例，宋江绝对是梁山水泊的头号英雄，因为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江湖送绰号“及时雨”。但最终宋江却为了个人前途，招安归顺，出卖兄弟，葬送“帮会”。由此可见，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不过是帮会为加强集权，增强力量，实现利益的工具。因此，帮会之义的落脚点还是在帮会之利上，狭隘的个人英雄主义只是以“义气”为核心的帮会文化的形式。 　　三、黑社会犯罪对牟利价值观的继承 　　(一)黑社会犯罪的外在特性--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