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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与消费者之间: 网络环境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现代交易中，面对我国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型，即从消耗品消费为主过渡到耐用品消费时代，从产品消费为中心变迁至以服务消费为核心，从集体消费模型转型为个性化消费案例，互联网技术正在对金融服务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作为普惠金融的重要一员，互联网金融平台建立于线上关系的基础之上，基于交易成本的控制以及交易成本与交易安全的权衡，从集约交易成本出发，资金池、电子合同数字签名等问题均将成为风险点。各类型网络平台中信息资源经过矫正、配对依然不对称，资金有限、文化水平有限或是个体商户等目标受众的特征元素加剧了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这种不对称难以被修正。 　　基于既往研究综述，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拥有特定的要素与原则，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突破性地明文将金融消费纳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业态线上化的表现，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可以适用金融消费者的一般规定，而在部分情形考虑其作为新兴金融模式的特征。监管部门的追逐式监管与合规式监管应当在强调审慎监管的同时，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重视市场在互联网金融保护当中的作用，强调信息披露。为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拟定需要针对受保护主体、保护方式等作出回应。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标准 　　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当中，各国(地区)规制的权利主体存在差异。英国2000 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中，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我国台湾地区2011 年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则相类似地将金融消费者划界为“接受金融商品或服务者”，同时对“金融服务业”作出列举式规定，令该业态包括有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日本法上亦是以“金融商品”的概念出发定义金融消费者。美国《2010 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中，更是确立了金融消费者的受保护地位，设立有消费者金融保护署。观察英美法法案或指令文本中，并非金融消费者保护(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而为消费者的金融保护( 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似倾向于强调金融经济权利是消费者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语义上存在之区别，在此暂且略论。 　　( 一) 以主体为分界 　　金融消费者与个人投资者是自然人在金融领域表现出来的两种身份。针对自然人消费者、个人投资者、小型机构投资者等主体的保护方案进行分门别类，有无可能与必要，值得商榷。在法学学科的前提下讨论消费者问题，往往基于弱势、保护、法益均衡等角度，大部分将范畴锁定在非拟制人即自然人之上。有学者提出实质自然人标准，认为小型机构是消费者的简单集合，其行为与单个消费者一致，应突破团体或机构的表象，认定部分小型机构为复数的自然人，实质上仍为自然人的共同行为。实质自然人标准得以解决消费者代理人的身份问题。基于互联网金融存在小额、普惠性质，其消费者保护制度的保护主体应当采用实质自然人标准，并且配套以专业能力作为辅助判断标准，在非专业人士、非专业机构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中加强信息供给型以及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 　　( 二) 以金融产品种类为分界 　　全球范围内经济融合趋势与技术革新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产生和发展。互联网金融相对于一般金融业而言，面向的成员更为大众化，产品种类趋于多元化。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框架上线。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救济程度将会受到限制。 　　依据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买方遭遇风险时，消费者保护制度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障，实践中甚至以合同欺诈界定高风险金融产品案型，颇值存疑。由于该类产品的销售方完全可能进行信息限制，或者违背劝诱适合性等金融消费者保护原则，高风险金融产品并不能当然视为排除消费者保护的事由。仅仅在充分保障信息供给充足的情况下，金融购买主体的契约意志无瑕疵，得充分风险理解等能力并享有选择自由，金融产品是否存在高风险性方才作为辅助判断专业能力的因素之一。 　　以雷曼“迷你债”事件为例，银行将原本出售给机构投资者的高风险产品，拆分为较小份额出售给中小投资者，命名其为“迷你债”，同时，银行失实陈述，误导客户认为“迷你债”为普通债券、低风险定息产品。从金融产品分类上看，迷你债券不是债券，而是金融衍生品，雷曼的行为明显违反劝诱适合性原则，其迷你债券不应采用“债券”名称，需要遵守投资产品所采取的披露准则以及对产品名称的限制。 　　( 三) 以行为目的为分界 　　传统消费者法上，消费者行为的目的旨在满足生活消费的需要。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