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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藏文史书的内地历史记载 　　除汉文文献之外，在传统中国以藏文为文字符号载体的文献数量最大。藏文古籍对藏族史研究的意义毋庸置疑。藏汉民族间传统的密切关系使得藏文史书中保存了许多与内地历史有关的记载，它一方面反映了藏族认识汉族历史方式和途径，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内地历史记载的不足，帮助研究者厘清争议不绝的疑难问题，代表性的成果如: 王尧先生利用藏文文献考证了南宋末帝的事迹，补汉文记载的缺失、简略，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然而目前所见，虽然藏文史书中利用汉文史书的情况，已有部分论著作论及，但是利用藏文文献研究内地历史的主动性尚显不足。由于汉族学者对藏文史籍仍然缺少充分的认识，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藏族学者的研究文章多为藏文撰述，又不易为汉族学者了解。内地历史研究中借助藏文文献的研究稀少与其自身史料含量间的反差极大。为此本文拟就藏文史书中所引用内地材料的内容、来源加以分类，分析沟通藏汉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的作用，参以研究例证，探讨藏文史书中内地历史记载的史料价值。 　　藏文史书的分类包括各种编年史、教法史、王统史等不同的类别，其中引用汉文史料的书籍主要分布于元代以后的藏文史书中，如《红史》、《新红史》、《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青史》、《贤者喜宴》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代表性的藏文史书。藏文史书对内地历史的系统记载始于元明之际。从内容的来源看，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相关内地史书的采择和翻译; 一种是由往返于内地和藏区之间的僧侣、官宦搜集叙述的内地资料。前者的线索比较明晰，后者非常复杂，但也更有史学价值。 　　( 一) 藏文史书中的内地史料的来源 　　第一类直接翻译和采用内地史书和佛教典籍。宗教方面主要有《栴檀瑞像记》、汉地佛教流布历史、传说等，正史主要是《新唐书·吐蕃传》。在佛教典籍翻译方面，往往认为由汉文直接译为藏文，这一看法过于简单。近年有学者以《栴檀瑞像记》的藏文本对比日本僧人奝然( 938-1016 年) 抄写的《优填王所造栴檀释迦佛像历记》和程钜夫撰写的《栴檀佛像记》( 《雪楼集》，另收入《佛祖历代通载》的《敕建栴檀瑞像殿记》与其内容接近) 指出，该经先由汉文译为回鹘文，再译为藏文。从汉文翻译为回鹘文的译者应该是回鹘人安藏( am chang) ，将回鹘语翻译为藏语的是弹压孙( 梵文 dhanyasenararr;回鹘语 tanyasinrarr;汉语弹压孙rarr;藏语 da na si) 。即就是说在从汉语到藏语的翻译过程中，除了直接翻译的情况外，还要注意到其他民族语言的中介作用。 　　正史材料并非直接翻译的汉史原文，而是通过对正史材料的归纳综合提炼之后形成的正史资料摘编。就内容而言，一部份当来自于正史本纪的摘编; 另一部分则是对记载汉藏关系为主的正史《吐蕃传》，主要是《新唐书·吐蕃传》相关内容的引述。所引述汉文史料的位置在各部史书中比较集中的安排在汉族地区的王统及历史的概述方面，即在记载藏族历史乃至教法源流的同时，也把诸如印度历史、西夏历史、蒙古历史与汉族历史并行陈述，是以佛教传布为线索的当时部分亚洲主要民族的历史概述。牵涉到汉地历史的部分一般胪列了三代以降直至元或明代早期的中原王系承递、中原佛教流传的情况、内地王室逸事等等。当然，与其他古代史书类似，藏文史书中极少记录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在藏族宗教史观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思想支配下，只引述了一些中原王朝的君主奉佛事迹，其余所及不多。 　　《红史》是最早直接引用《新唐书·吐蕃传》内容的代表新代表性藏史。《红史》的作者是著名的藏族史学家、元末蔡巴万户长贡噶多吉，该书最后成书时间约在 1363 年。根据个别后出内容的记录也可认为成书后又经过后人的增补。因为这一部分内容直接关系到古代西藏历史本身，所以贡嘎多吉特别强调经过比较，除了个别几年问题和族名差别之外，汉地正史记载与藏族传世史书大体相符，据此才采录入书。可见，蔡巴在使用汉文史书时的态度非常谨慎，反映了其对非藏文史料使用时既有开放性又坚持不盲从的原则性，是负责任的史家立场。藏族史家对于唐蕃时期亦即吐蕃王朝时期汉文记载极为重视，并且认为这一时期汉地所载吐蕃历史与藏族本身的记载高度一致。为此在记录唐代内地历史时几乎完全录自汉文正史两《唐书》，尤其是《吐蕃传》。 　　而简述汉地王统记载并非直接来自于汉地正史，结合《佛祖历代通载》相应内容分析，两者很可能拥有共同的史源，这一点与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的来源有相似之处。《史集》成书于 1304年，《通载》成书于1341 年，因此不论是《史集》，抑或藏文史书，直接引用《通载》的可能性不大。换言之，在念常编订《佛祖历代通载》之前一定存在一个更早的中国通史简编的版本。在经过佛教徒加工时，相应突出了佛教的内容，从而直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