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司法解释的前生后世.docVIP

探究司法解释的前生后世 　　一、导论 　　如果以分权制衡的宪政观念来看中国法院，会清楚地意识到它是职权最弱的法院，但是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个权力相对薄弱的法院却拥有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法律解释权的奇异景观”。如何理解我国司法解释的正当性和功能就成为中国法学特有的问题。 　　本文分析了司法解释的起源和法律依据，认为抽象性司法解释是我国法院革命化和行政化的主要标志与工具，同时分析了司法解释的功能: 明晰适用法律规范、统一完善法律体系。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司法解释的功能已经异化，在明晰法律规范的同时，也导致了规范的混乱; 统一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出现了对法律体系不断的突破; 更为重要的是: 当前司法解释损害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而无论民法还是刑法，均存在着功能异化的情形，民法的规范与权利创设，刑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均构成对于我国法治的损害。本文最后讨论司法解释的归宿，建议在强化规范化立法的同时，加强指导性案例和案例报告的作用。 　　二、司法解释的起源与法律依据 　　司法解释本来的意义应该是各级法院在审理特定案件中，对于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疑义的问题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体现在法官判决、裁定的说理部分，以明确对个案审理中出现的具体法律问题的解释说明，故司法解释一般是个案式司法解释，也是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法官享有的权力。 　　而在我国，司法解释主要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的规定所享有的、对于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就具体适用法律问题所做的一般性、规范性的解释，这种规定的目的在于解决法律冲突、填补立法空白，通过解释使法律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维护公平正义。通常为和前一种司法解释区隔，将其称之为抽象性司法解释。这种解释属于一般性规范，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抽象性司法解释( 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的出现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基础。1949 年2 月，中共中央发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 条规定: “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虽废，新法未立。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社会纠纷需要解决，法院工作需要开展，为使审判工作顺利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发布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指导各地法院的工作，通过“司法立法”的方式建立法院工作的依据。 　　同时革命法制所具有的非司法的特性也促进了法院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发展。从严格的意义而言，建国伊始的人民法院更多是革命的刀把子，在这个过程中，法院更多的是革命政权中承担审判任务的机构，其使命是在党的领导下落实与实施党的革命政策，而非法制的建立。因此法院的工作具有极强的政策性，上级法院通过发布命令、指示、决定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的工作，能更准确地把握政策方向，更及时地调整政策内容，从实质的意义而言，人民法院不是一个司法机构，而是一个审判工作的行政机关①。 　　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立，并未改变人民法院革命化和行政化的趋势，同时立法机构对于立法工作的缺位( 当时全国人大仅仅通过《婚姻法》、《兵役法》等有限的几部法律，既无刑法、也无民法，更无诉讼法) ，也导致司法解释工作的必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遂于1955 年通过《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其中第2 条明确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明确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享有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制定权( 注意不是最高人民法院) 。 　　改革开放后，立法进入“大跃进”，法律法规虽多，但立法极其粗糙，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强化了司法解释制定的必要性，于是1981 年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 “凡属于法院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而在1979 年制定《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就已经在该法第33 条( 现为第32条)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上述规定构成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获得抽象性司法解释权力的法律依据。 　　但争议并未解决， 2000 年3 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该法第42 条明确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时该条第2 款规定了提请解释的条件。上述规定事实上否定了前述法律授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权力，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发现法律存在疑义，应依据该法第43 条的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②。 　　《立法法》的上述规定符合大陆法系的基本法理。按照分权理论，国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