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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官员，马克思·韦伯把他们区分为两种，即“‘为了’( leben fur)政治而活，或者是‘依赖’(leben von)政治而字胃0‘为了’政治而活的官员，“在一种内在心灵的意义上，把政治当成自己的‘生命所在”，，而“依赖”政治而活的官员，则是在经济上“致力于把政治变为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的人”。因此，韦伯认为他们是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人。无论哪一种官员，他们都需要使用一些社会技术来协调社会各方的关系。明代官员在灾荒中的活动即体现出这一点。明正统年间，明朝廷前后制定了诸多鼓励富民助贩的政策，如冠带荣身、优免摇役、捐纳入学、捐纳卖官以及输粟赎罪等。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时，灾区官员大多非常重视，他们在领导救灾过程中，不仅动用各种手段争取明朝廷的救灾物资，而且也会执行明廷制定的这些政策，以调动民间救灾力量贩灾，是为劝贩。毕竟，灾荒处理的结果如何是人命关天甚至灾区社会稳定的大事，特别是发生大灾时‘动系百万人命，其逃死为流民者，一无以给之，又叛乱立生”，这是每个有良知的官吏都不会忽视的，更何况，最终灾荒应对的结果如何和官员的政绩、前途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对于明代民间救灾劝贩中官员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学界研究尚显薄弱。文章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官员劝贩的原则 　　明朝中央政府对于民众贩灾助铜的原则规定是自愿的，即使在官员捐棒时，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带动民众捐贩，而民众是否捐贩也是自愿，不是强制。官员或受官员委托者在规劝民众捐贩时，往往会以自愿作为劝贩的原则加以遵循‘、准宜行劝诱，听其自愿，不宜妄行科派，强其不堪”。万历年间，周孔教巡抚江南时，适逢当地遭遇特大洪涝灾害，“霆霖为虐，巨浸稽天，阶陌沦为江湖，室庐荡为直梗。连城跨邑横目为鱼所在”。周孔教首先捐出棒禄，在他的带领下，道府州县的官员也纷纷捐棒贩灾，“今本院捐棒为首，以及次道、府、州、县。”周孔教认为地方上行侠仗义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在他捐棒之后，“至于任侠慕义，如顾正心者，三吴岂谓无刀”“倘乡绅先生慷慨仗义行仁者，听其自书;若干不愿者，不强也。” 　　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有些地方民众捐贩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这种自愿原则往往形同虚设，甚至常常会出现逼迫的现象。就是说，民众特别是那些家境比较富裕的家庭，在官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苦口婆心相劝的时候，最好还是听从劝说，否则有的官员就会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周孔教在不遗余力地保护富人财产、禁止穷民抢夺和强借的同时，告诫富户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徜富家终吝一钱不出，无论辜负本院，且非自为身家计也”。这样的言辞还算比较温和的，有的官员的言辞则非常犀利，几乎可以说是威逼了。正德年间，于谦和其他六位官员共捐棒五千五百两，即使这样还没有充盈仓库。于是，于谦出榜劝谕富家巨室捐货，但并未强迫‘本院亦思尔等富家巨室，皆辛苦经营成家，必不强致之”。不过，于谦预测到有这种可能，就是一些富豪不肯捐贩，反而会说出一些理由，“有奸徒不思本院推诚劝谕，反设言沮塞:今捐百金不难，恐他日另有别样大役。又有言:捐贷且不难，倘又要人去买粟输仓，则人财两为赔累。”客观地说，富户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可能，一些青吏加役于富户、坑害富户的事是不罕见的。但是于谦却称口出此言的富户为“奸徒”，这样的话语出自于谦之口似乎让人觉得太不合适。而且于谦还告诫富户，在告示发布后，如果不体谅官府，那么结局是很被动的，“今出示后，尔众若不体本院之诚，他日府州县官详实报名到院，是顽民也，反为不美。”这样的态度足以使富户明白官方的态度，谁还会不听从官方的号召呢?让富户稍感安慰的是，于谦在告示里也表示理解大户财富来之不易，也保证对于富户的捐贩有归还的保障“本院推诚待人，谆谆劝示，尔众当以本院之心为心，待后丰熟，必计数给还，安肯欺谬，于谦的这种做法可谓是恩威并重，温和的语气中更带着强硬，富户应该可以读懂于谦的意思:捐贩还可以得到一些好处，穷人也会感激富人救济的恩德，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声誉;而不捐贩则可能落下不好的下场。可以说，于谦的这番思想工作还是十分有效的，富户纷纷响应官府号召，“一时富民乐捐，而尚义者甚众”。“义民赵守质巨万之货，感悟捐助” 　　有的官员明确表示，劝贩时对富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吏部员外屠隆讲到“结以恩信，优以礼貌，劝以阴德，惊以利害，令其各有顾惜桑梓之情。凡此皆豫之道胜也。但是即使如此做思想工作，效果可能还是没有达到官员的预期效果，这种情况下，官员即可能对富民施以惩罚的措施“如是而有忽然漠然绝不憨念官司慷慨举发者，此则豺狼之民，良心尽灭，不妨痛惩一二，以做众庶。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官员的惩罚富民的目的是为了给其他人树立一个反面典型。 　　如果富户没有令官员满意，官员会采取怎么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