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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清代满族妇女史 　　满族妇女史研究，同其他专题研究一样，有一些重要的途径是不容忽视的。其一，重视收集研读原始文献，尤其要注重对满文史料的运用;其次，关注并了解相关的社会制度，在清代，特别要注重对八旗制度的把握;第三，关注并了解相关理论，研究满族妇女，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熟悉就是必要的。今不揣简陋，写出来以与诸位同仁探讨。 　　一、满文史料在研究清代满族妇女史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清史和满族史，这在当今学界已成共识，但运用满文史料，并不仅仅是对汉文史料的补充，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名词的不同导致的概念、观念上的差异。现存汉文史料大多出自汉族文人或饱受儒家礼教浸染的满族文人之手，他们是以汉族的观念和用语对满族习俗加以观察和表述的。表面上看来，满族许多制度和习俗与汉制似乎无甚区别，实质上却有诸多名同实异之处。而满族统治者出于各种考虑，对于自己早期的习俗又常常有意无意掩盖和抹煞。因此研究中必须尽量阅读文献的原文也就是满文而不是汉译本。往往也必须耗费精力，探寻一些名词的满文甚至蒙古文原文，以求找到它的真实含义，从而理解这些词语中反映的真实观念。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琐碎但不能避开的工作。总之，注重本民族文字纪录的史料，就会避免诸多误解，也才能使研究更加深人。 　　这里以满族家庭中一种特殊身份的女人为例讨论这一问题。这种女人，汉文称为“妾”。妾是一夫一妻制度的独特产物。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中，丈夫并非仅有一个妻子，只不过在他众多的妻子中，只有一个能称之为妻，或日正妻，其余的，则都是妾。妻与妾在礼制上、法制上的地位有着非常严格的区分，妻是主，她的子女是“嫡出”，妾从身份上说是奴，其子则为“庶出”。这种“嫡”、“庶”之别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它并不存在于盛行一夫多妻制的满族早期社会中。 　　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汉族传统社会，经常将满族等北方、东北诸族一夫多妻制中正妻之外的妻，都看作是宗法制家庭中的“妾”，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屡见于记载清初情况的史料之中。 　　早期满族家庭中存在着一种身份介于脾与妻之间的女人，她们是随着满族兴起之后不断扩大的掠夺战争而被抢人满族家庭的。当满族人关后仿依汉制，从一夫多妻向一夫一妻多妾制转化时，这些从脾转化而来的旗人社会的妾，就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汉族社会内这类人群的两个特征，一是由于她们主要源于战俘和奴仆，所以地位特别低贱;二是她们主要由非满洲成份的人口构成，进人满族家庭后，便给满洲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深刻影响。 　　笔者认为，这是一些身份介于妻与脾之间的女人。朝鲜《李朝实录》载逃到朝鲜的汉人阿家化称，他从十四岁就住在女真人松古老家:“随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唐女即汉女，当时女真诸部经常从明朝边境抢掠汉人为奴，这里的唐女，很可能就是松古老从汉地掳掠的战利品。按照今人的眼光来看，她们是松古老的女脾无疑，但女真人当时的生活状态，却使这些女脾，具有了一种与主仆间有着严格界限的汉人家庭女脾不同的含义。总之，经常被人搞乱的概念有两点，一是将一夫一妻制中地位较低的妻与这些亦脾亦妻的女人混为一谈，二是未曾注意到有这样一类亦妻亦脾女人存在，并常将她们与封建宗法制度中的妾完全等同。这是需要分辨清楚的。 　　这类女子与汉族封建宗法制家庭中的“妾”，在身份地位上确有相似之处，也许可以说，她们是妾的前身，或是妾的不完全形态。她们与妾的区别，除了在于二者所处的，是两种不同的婚姻制度之外，还在于与妾相比，她们更没有名分。 　　亦脾亦妻的女人，与这种“明媒正娶”的娶来的妻子完全不同，她们是通过另一种途径进人女真人家庭的，这是女真诸部崛起后掠夺战争不断扩大的产物。早在他们之前崛起的金代女真人，以及契丹人、蒙古人，也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在他们的家庭中，也曾拥有过大量的这类女人。在北方与东北诸族，一个男人占有多个女人的现象，始终与男子通过战争抢掠女人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抢掠女人与抢掠财物一样，是这些部落从事战争的目的，而占有女人的多少，又与一个男子的显贵程度成正比。成吉思汗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敌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以侍寝席。就再充分不过地表现了这时期男人的精神风貌。 　　满族人关之后仿依汉制，在婚制上的一个反映，就是从一夫多妻制向一夫一妻多妾制的转化。虽然从表面上看，至晚到乾隆朝以后，满族的婚制与汉人已大致相同，但按细之，仍能找到一些独特点。加之清代旗人纳妾之风盛行，会为当时的社会带来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特别是在满汉民族关系方面。因此，对清代满族妾制的特点，对“妾”这个在当时满族社会中颇为特殊的群体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恐怕是不无意义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