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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失败的学人抢救计划 　　十几年前，读到陈徒手先生的《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陈徒手在文章开头写道 ：1949 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 ：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 ：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十几年来，这个开头一直盘桓在我的脑海，每当想起来，也如陈徒手说的那样，总是有无尽的感慨。在20世纪天翻地覆之际，沈从文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1949年不只是沈从文一个人的重要关口，而是一代人的重要关口。 　　1949 年的前一年，内战正酣。但蒋介石已经感觉到，金陵王气已消沉。他接受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秘密经营台湾，作为今后的退身之所。 　　仅10位中研院院士去台湾 　　除了运往台湾的巨额黄金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在蒋介石的眼中，更为重要的是人才。早在1948年12 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就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选择留下的各种理由 　　但是，仅仅用意识形态来归结于学人抢救计划却也并不尽然，曾经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选择留在大陆，他自言 ：“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他的女儿宗璞先生也曾对笔者说起 ：“父亲之所以选择留下，并不是因为哪个政权，而是因为他爱国，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爱国是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就是爱脚下的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爱他们的父母之邦。” 　　汤用彤也是被抢救名单上的一位。时隔多年之后，汤一介先生这样向笔者解释汤用彤留下的原因 ：“父亲没有走，而且大多数教授也没有走。都没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也完全不了解，没有什么认识。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国民党的腐败 ;二来，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共产党来了之后不会对你们如何如何 ;其三就是因为胡适先生的信了，因为胡适在信中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了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这让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照顾北京大学。” 　　钱穆不在名单却执意要走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除了国民党在争取知识分子，正在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也在为挽留知识分子做出自己的努力。 　　对于国民党抢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胡适，共产党在其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 ：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到，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 ：“他们要我吗?”然后给北大同仁留下那句著名的预言，带着对北大深深的眷恋决绝地走了。和胡适一同登机的，还有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共产党争取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是后来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当时，周恩来和吴晗都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两位重要人物的表态显然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共产党。但是梅贻琦选择了离开。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 ：“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列主义，也不大赞同当时的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 　　开启山林与自我否定 　　从人数来看，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计划，显然以失败告终。但流落到台湾的知识人开启山林毫不懈怠 ：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它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 ;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 ;梅贻琦1955 年在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组设“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筹备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