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出洋考察对法律变革的影响.docVIP

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出洋考察对法律变革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国的法律文化一度成为日本学习的范本。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前期，当时被称为“邪马台国”的日本，已有强制性法律规范。《三国志·魏志》有邪马台国“其法，轻者没其子，重者没其门户”的记载，据推测，这可能源于中国《汉律》和《魏律》的“夷三族”。到日本推古天皇时期(6世纪末7世纪初)，执政的圣德太子深慕中国之灿烂文化，遂有“遣唐使”之举，隋场帝亦遣使到日，于是中日交通因之盛大。不仅中国之经书、史籍、诸子、美术及佛教等乘时东渡，即中国法律亦于此时传人日本这一时期颁布的《冠位时而阶法》和《宪法十七条》均是取儒法二教之旨，其中酌隋朝法律制成的。从“大化改新”到平安朝代(7-12世纪)，日本主要模仿中国来建设日本的法律制度，天智天皇时制定的《近江令》，天武天皇时的《养老律令》基本上都是模仿唐律而成的，以至于日本法史学家拢川政此郎说这一时期属于“支那继受法”时代日本自大化革新之后，基本上是按照中国封建法典的模式发展来的，无论就其形式或内容看，都深深打上了中国封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烙印，因而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明治时期日本两次出洋考察的动因 　　日本到了幕府统治末期，近邻中国已遭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沦为了半殖民地;且中国国内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给日本的维新人士以强大的刺激，使他此时的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1871年，普法战争以普鲁士战胜而告终。于是考察团副团长福泽谕吉力主日本应当以德国为主要的学习榜样。他亲自翻译了《德意志国根本律法》，并且据此起草了《日本国宪法》，定了日本后来社会转型的大方向。在岩仓具视考察团访问德国期间，受到德皇威廉一世的亲自召见，他给日本天皇如下忠告:“闻汝来考察制宪，然而联为日本天子虑，召开国会非为可贺之事”并叮嘱:“若日本迫于形势，竟至不得不设立国会之地步时，宜注意先确定国法。而且，纵令发生怎样的情况，在征集经费方面，万勿采用非通过国会不可之下策。日本后来果然听取了德皇的建议，这不但影响了日本国家的社会转型方向，甚至对后来的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前所述，日本开始效仿、移植法国法未成功，政府通过考察和研究发现:日本和德国有许多相似和共同之处，如两国的政治结构都是一元性的;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彻底，封建经济残余都得以保留;两国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且均处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因此，德国法更适合日本的国情，于是日本的法典编纂由移植法国转向移植德国，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就是这种转变的开始和标志。 　　二、国外考察与国内改革的互动 　　具体来说，明治政府的立宪准备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派员出国考察，为制定宪法寻求借鉴。早在1871年派岩仓使团出使欧美时，重点负责考察欧美各国的宪法的木户孝允，就认为日本应以普鲁士宪法为榜样，逐渐在日本实行立宪统治。1882年，为了审慎地制定宪法，日本又派伊藤博文等4人去欧洲考察各国宪政和国家制度。伊藤博文重点考察了德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普鲁士宪法所确定的君主立宪制较好地解决了政治二元性结构的矛盾，最适合日本的需要，因而向德国法学家求教如何披着宪法外衣推行天皇的统治。 　　第二步即着手起草宪法草案阶段。从1886年6月开始，七易其稿，至相对落后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而言，它恰恰起到了加强国家权威，并运用其威慑力量调集各种资源以推动现代化的作用。日本人甚至感到:“能够有明治天皇这样一位杰出的君主，对日本来说，这是比什么都幸运的事。 　　根据考察团回国后提供的经验,1898年，《日本民法典》开始实施，它是根据德国民法典草案对日本原来的民法进行修订的。1899年，《日本商法典》正式生效，这部法典除票据法外，其他部分几乎都源于(德国商法典》。1907年，日本的新刑法典基本也是德国式的刑法典，施行全国。1890年，日本还公布实施了德国法学家起草的《裁判所构成法》、《行政裁判法》、《刑事诉讼法》。至1907年，由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组成的日本六法全部编制完毕，日本资产阶级制度得以最后确立。 　　三、对日本出洋考察进行法律变革的反思 　　由上，在两次出洋考察进行法律移植的基础上，日本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全的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法治原则，使日本法律初步现代化，从而完成了从封建法律向资产阶级法律的各种变革。正如日本当代著名法学家千叶正士“自豪”地指出:‘旧本一个多世纪以前向世界敞开国门的时候，它主要是从德国，其次是从其他国家，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法。确实，它建立在1898年第一部宪法之上的新法律体系，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