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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乔维奥的史学 　　保罗·乔维奥(1483-1552)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文化名人和历史学家，他与圭恰尔迪尼同时代，对圭恰尔迪尼的史学人们都耳熟能详，但对乔维奥的《历史》著作知晓得并不多，实际上，乔维奥的历史著作仍然有其时代的史学价值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许多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即撰写的历史首先要真实，即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事情的原委和过程不能有丝毫的捏造和粉饰，历史的写作必须还原于历史的真实性。修昔底德在编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就剔除了那些希腊的传说他相信历史家的首要责任就是消灭那些假的事实，这些东西只不过是诗人和占卜家的想象而制造出来的。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们把探求事实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西塞罗认为，历史写作的第一法则是:除了事实之外，作者不能写任何有违事实真相的东西;第二法则是:他们必须有告诉人们事实真相的勇气和魄力”。 　　意大利自中世纪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历史编撰学方面都习惯于以过去的材料写过去的历史，特别是未加考据的材料世代袭用，使历史的写作存在一些误区，历史著作因材料的不可靠缺乏不少的真实性。 　　乔维奥师承古代求真求实的撰史传统，坚持把探求历史事实放在历史写作的首要位置，尽量用撰写的历史来展示本原的历史。乔维奥认为要写真实的历史，材料的选用十分重要，他对材料的选择审慎而严格。为了保证所用材料的真实、可靠，他主张当代人写当代史。他曾经说过“历史的闪光之处在对事件的调查，以及详细分析事件参与者所提供的信息”“如果不能从伟人的心胸中得知事实，那么历史将失去尊严”。故乔维奥收集史实总是亲力亲为。 　　乔维奥曾长期在教廷做事，辅佐列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两任教皇，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他对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参与和丰富的生活积淀使他有着写当代历史的冲动，他将熟悉的人和事以历史写作的方式加以记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譬如1529年11月5日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举行的波洛尼亚会谈，以及1533年9月13日克莱门特七世和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尼斯会谈等都不需要去查找原始材料，他本人就是亲临亲历的参与者，熟悉会谈的内容和两次重要会谈的整个过程。对于那些他未能参与的历史事件，他总是要进行认真的调研，通过采访亲历者或目击者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战争是乔维奥时代十分频仍的政治事件，对于这类未能参加的政治事件，他总是要去采访战争双方的将军或指挥官。为了了解阿格纳德罗战役的相关情况，他请教了指挥这场战争的巴尔托罗梅·德·阿尔维亚诺将军;在撰写卡多雷战役和阿格纳德罗战役时，他坦言咨询了“几乎所有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意大利籍和非意大利籍的将军，我从这些人那里了解到了这场战争的真实情况”。卡波·德奥索海战是乔维奥那个时代“最残酷、最血腥的海战”，为了客观公正地记叙这段历史，他不仅采访了当时敌对双方的指挥官，还采访了那些被俘虏的士兵。法军指挥官指挥战斗的相关细节，是法国将领圭多.兰戈尼公爵向乔维奥提供的。为了全面掌握帕维亚战役的始末，他采访了亲临战场的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在这次战役中法兰西斯一世曾被俘虏，他对这次战争的体会更为深切。在乔维奥的采访者中并不只局限于军队的上层，他也重视对一般士兵的采访和询问。他采访过卡波·德奥索海战中俘虏营的士兵;在撰写海盗巴巴罗萨如何对待被俘的奴隶时，他曾经陪同查理五世、德尔·瓦斯托公爵、安得里阿·多里阿和其他一些舰长，颇有兴致地询问了巴巴罗萨的一名热那亚奴隶。 　　对“莫罗那阴谋”的撰写颇费周折，他以通过各种渠道采访这一事件的经历者和知情者来弥补未曾见过阴谋的策划者佩斯卡拉之憾，他采访了吉尔伯蒂、斯福查、莫罗那、莫罗那的幕僚多门尼克索里等这一事件的经历者和知情者，还咨询了阴谋策划者佩斯卡拉的妻子、外甥以及他的亲信詹巴蒂斯塔.卡斯塔多舰长，通过他们了解和收集了大量相关信息。 　　他也善于利用参加各种会议的机会调查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譬如，利用尼斯会谈与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直接交流，了解1536年普罗温运动的许多细节，询问法王为何没有趁查理五世撤退时袭击他的后备队。在敏感的土耳其问题上，亦得到一些难得的口述资料。苏里曼一世对布达的第二次征服的相关情况，则是乔维奥利用1541年的卢卡会议采访了众多的舰队官兵而获悉的，并对战争中一些缺乏人道的行为感到震惊。 　　在撰写第38卷阿里斯卡多遇刺，以及科西莫.美第奇继任，巩固权力的部分时，他不仅采访了科西莫本人，而且询问了塞斯提诺、雨中逃亡者本尼德托·瓦什通过听取双方的叙述，最后得出自己认为相对客观的结论。 　　乔维奥在完成手稿以后，不断地对史著进行修改和补充，也体现了他的历史编纂尽量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