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入刑的冷思考.docVIP

简析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入刑的冷思考 　　长期以来，官员收受礼金现象在我国政治生态中普遍存在，严重破坏了干群关系。在党中央强力反腐的背景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引发人们广泛关注，特别是日前陈兴良教授透露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九》拟设“收受礼金罪”罪名，以有效应对这一官场顽疾。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家公务人员收受礼金行为是否应当入刑?在刑法之外，是否存在更合适的规制路径?如果有，又该何去何从?争议可谓见仁见智，观点亦层出不穷。清源方能正本，伫足方能眺远，立足我国官员收受礼金现状，融入刑事理论内核，探求规制之道，倡导政治新常态。 　　一、现实困境:收受礼金侵蚀社会肌体 　　(一)收受礼金的现状与展开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人无礼不立，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礼法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中国人崇尚“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的文化理念。礼是建构身份认同，实现价值分享的文化载体。而礼金就是早期“礼”的货币表现形式，人们在逢年过节等重要场合彼此互送礼金来表达祝福的含义，是亲戚朋友间感情联络的特殊形式。既然是感情联络，那也就难免会存在某种口的性的“感情投资”的问题。当这种“投资”发生在国家公务人员身上，权钱交易很快便会一拍即合，发生化合反应，伴随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乱象，生成物必定是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国家廉政基础的侵蚀。官员大肆收受礼金的现状不仅是我国当前腐败乱象的微缩影，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解决的廉政议题。具体来说:在内容上，礼金不仅仅指财物还可以包括财产性利益。前者如现金、有价证券、房产等，后者一般是指财物以外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财产性利益”，比如请客吃饭、购物消费、出国旅游等形式;在发生的场合上，有收受庆贺性礼金的，如官员利用乔居、升职、子女结婚等机会收礼;有收受慰问性礼金的，如送礼人利用官员生病住院、丧亲等机会进贡，官员亦借机笑纳，还有收受节日性礼金的，如官员利用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收礼等等。在发生的形式上，送礼的人往往都没有明确向官员提出办事要求，仅仅是借“礼”完成情感上的接近，而官员一般也不会立即为送礼人谋取利益或提供便利，体现微妙的礼金期权关系。实践中，许多官员腐败往往就是从最初收点小礼开始的，以为这是小节，无关大义，最后沉醉不知归路，丧失原则和底线，毁了自身前途也败坏了社会政治风气。 　　(二)制度规制的无奈与迷茫 　　毒瘤如果得不到控制，就会蔓延肌体进而导致致命性癌变。为了避免“收受礼金”这颗毒瘤引发的传染性风险，人们进行了诸多制度设计，以期社会防卫。首先，我国刑法第385条、第388条、第392条分别规定了受贿罪、斡旋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介绍受贿罪等刑法罪名，明确了刑事打击范围，基本确立了我国贿赂型罪名体系。我们注意到，成立受贿罪除行为人主动索贿外，犯罪构成不仅要求官员收受他人财物，还需其为他人谋取利益。如果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即便是收受了财物或曰礼金，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是不能给行为人定罪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受贿罪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一个很难证实的要件，因为它更多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对官员而言，他可以过去收“礼金”，以后为你谋利益，亦可以现在为你谋利益，往后收“礼金”，也就是说，官员收受礼金不必与谋取利益同步，加大了受贿查处的难度。为了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司法实践中常常就把官员收受礼金的行为直接定性为受贿罪。严格意义上说，这有主观归罪嫌疑，是违背疑罪从无现代法治原则的，但这也更加暴露了受贿罪在解决官员收受礼金腐败问题上的迷茫与无奈。其次，我国党内纪律条例也试图对官员“礼金腐败”问题做出约束。《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74条、75条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接受礼品馈赠、不登记交公规定了警告、严重警告直至开除党籍的党纪处罚;中办、国办《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和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的通知》也对官员收受礼金行为做出禁止性规定，遗憾的是这些规定本身笼统粗糙，再加上执行力度不够，陷入“口号立法”的困境，令行不禁止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党纪主要是约束党员的，对于非党员的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受礼金行为，这些党内条例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因此，现行制度设计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党内规章对官员收受礼金的腐败行为多少都有点痛并无奈着的感觉，是不能而非不为矣。 　　二、理论争议”收受礼金规制见仁见智 　　现行制度设计对官员收受礼金治理颇显尴尬。在党中央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背景下，如何对官员收受礼金行为进行更加有效的规制是摆在人们而前待决之议案。 　　(一)积极刑事规制论 　　所谓积极刑事规制论主张立法者应对国家公务人员收受礼金行为单独刑事立法，创设收受礼金罪，加大打击力度。在犯罪构成上，该罪强调不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