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三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docVIP

细谈三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 　　一、问题之提出 　　围绕着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八种具体金融诈骗犯罪而引发的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争论，无外乎肯定说、否定说和有保留的肯定说。否定说主张除《刑法》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和第193条的贷款诈骗罪在法条的罪状中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余六种具体金融诈骗罪即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要件。肯定说认为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以非法占有目的”是为了区别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骗取贷款罪，其余六种具体金融诈骗罪没有上述文字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使然。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先生所言，“法律是以其极少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 　　金融诈骗罪作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故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陈兴良老师一语中的地指出：“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有保留的肯定说主张，金融诈骗罪一般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如《刑法》第195条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就属于“占用型”金融诈骗罪。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是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要素;第二，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与刑法理论中的主观要素(罪过形式)如何匹配，是故意犯罪的认知内容抑或是意欲的范畴;第三，近几年来的司法解释均是从客观要素(行为骗取财物的事后行为)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是否有客观归罪的嫌疑。基于此，笔者试图另辟蹊径分析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并对传统刑法理论中提出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提出自己的见解。本文所要论证的中心观点是，司法实践中客观要素的引入是为克服主观要素所存在的缺陷而进行的一次司法解释适用的努力，要成功地将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客观要素加以“激活”，就需要将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进行适当的融合。 　　二、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论 　　在讨论金融诈骗罪之前，必须将目光投向“诈骗罪之树”的主干，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中具体罪名之诈骗罪。诈骗罪作为重要的财产犯罪，虽然理论上对其侵害的法益存在“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立，但是，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罪乃至所有取得财物型财产犯罪的共同构成要件却鲜有异议。即便在立法上并非所有国家的刑法典均将其明文规定在刑法条文中，理论上却均坚持“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为通说;实践中，“日本的判例一贯坚持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的立场，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要求不同”。 　　(一)条文关系：金融诈骗罪包容于诈骗罪 　　单从罪名上看，不难得出一个粗糙的结论--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诈骗罪是一般罪名，金融诈骗罪是特殊罪名。由此条文关系出发，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理应包括“非法占有目的”。这一结论虽是显而易见的，却并非毋庸置疑。首先，“诈骗罪”是个罪名，而“金融诈骗罪”则是类罪名，包括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在内的八个具体罪名，这便要求更为细致地分析，不能大而化之地概括，每一构成要件都是为具体个罪而量身定做的。其次，我国将金融诈骗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于是有学者据此指出，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进而否定了两者的法条竞合关系，提出对此种法益的侵害无需“非法占有目的”亦为可能。 　　最后，就条文表述而言，整个第三章第五节仅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其他金融诈骗罪均无主观要素的明文规定，部分学者因此主张，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出发，同时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打击金融诈骗活动的需要，不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其主观目的。 　　笔者认为，首先，提出“金融诈骗罪”是一个类罪名，无法认定其与诈骗罪之间直接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的观点固然合理，但这并不妨碍在承认诈骗罪与每一个具体金融诈骗个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之后，进一步认为诈骗罪与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