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谈中国当代死刑制度的理论辩证及其价值取向.docVIP

细谈中国当代死刑制度的理论辩证及其价值取向 　　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从而进一步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所提出的有效应对。作为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刑事实体法， 刑法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既关系着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又制约着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作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 死刑制度的取舍从某种程度上直接昭示了立法者的基本刑罚取向。事实上，无论是从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趋势看，还是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角度看， 严格适用死刑、减少并限制直至最终取消死刑，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构筑“中国梦”的今天，如何对中国当代死刑制度进行价值取舍，从而实现死刑的理念与制度变革， 进而化解当代死刑制度的适用困境， 是摆在立法和司法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变与守：中国当代死刑制度的构建之路 　　死刑， 是人类社会适用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刑种。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以“同态复仇”为主要特征的死刑制度便已开始萌芽， 并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虽然古代死刑制度充满血腥、暴力和残忍，但在贝卡利亚正式提出废除死刑之前，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曾对死刑的存在提出质疑。18 世纪以来，经过数百年的理论和实践之辩，虽然至今仍然无法确定谁对谁错，但从世界法制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死刑的废除已经成功上位，成为占据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主流声音。 　　(一)萌芽与诞生：中国当代死刑制度的初步构建 　　中国当代死刑制度，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来的。早在1922 年，中国共产党便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提出了“废止死刑，实行废止肉刑”的死刑主张。然而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的综合考虑，1949 年建国以后， 我国并未对死刑予以废除，而是在“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总体指导思想之下，秉持“变”与“守”共存的思想，构建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死刑制度。 　　在1979 年《刑法》正式颁行之前，我国死刑制度的内容主要散见于执政党的各项政策和以中共中央名义对外发布的各类文件之中。由于这种政策和文件并不具备法律的性质， 因此在1949 年至1979 年之间的三十年间， 我国的死刑制度始终处于一种混乱的局面之中，加上当时执政党政策的失误，不仅整个社会都过分迷信死刑的威慑力， 而且还存在死刑范围肆意扩大、法定程序一再简化等畸形状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彼时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以1979 年《刑法》为起点，中国当代死刑制度正式开始了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和体系化的构建历程。 　　(二)发展与完善：中国当代死刑制度的现代化演进 　　1979 年《刑法》颁行之时，正处于我国由“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时期，虽然当时的立法经验和技术并不成熟，但在贯彻“少杀”“慎杀”的指导思想之下，这部《刑法》依然表现出对现代死刑价值追求的趋向性。一方面，该法将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严格限定于27 个， 除了反革命罪中的14 个罪名以外，只在诸如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中才规定了死刑， 从而确保了死刑适用的严格性;另一方面，1979 年《刑法》严格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程序，从而确保了死刑制度的科学性。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国的社会治安形势急转之下，单纯依靠1979 年《刑法》所限定的死刑体系已很难实现遏制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机关多次通过修订《刑法》和颁行单行刑法对死刑体系进行扩张，甚至不惜通过放宽死刑适用范围和降低死刑适用条件等非常手段来扭转社会治安困局。截至1997 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与补充刑法、单行刑法中涉及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71 个。死刑的反弹，不仅损伤了刑法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而且给我国适应世界死刑变革趋势增加了困难。 　　为了规范混乱的死刑罪名和适用体系，1997 年《刑法》应运而生。以该法颁布为转折点，中国当代死刑制度开始向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其一，死刑的罪名进一步缩减，2011 年5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削减13 个死刑罪名，死刑适用的范围得以缩小， 迈出了中国死刑制度变革的坚实一步;其二，死刑的程序性限制得到完善，死刑核准权被统一收归最高法， 对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要求更加严格，为严格限制死刑适用、避免冤假错案捋顺了程序。至此，一个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了时代发展趋势的死刑制度正式在中国得以确立。 　　二、存与废：死刑存废的理论与实践辩证 　　死刑的存废，在当代中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立法者、理论家和人民群众各抒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