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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社会功能与权利结构 　　一、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争论的逻辑之辨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于2012 年6 月14 日通过的《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中关于气候资源归国家所有的规定引发诸多争议，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从不同角度对之予以批判，社会公众则从本能需要的层面指斥其荒诞。若从协商民主理论角度考察，环境立法应当是自由平等的个体通过理性、集体协商的结果，其正义性、理性应基于公共生活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广泛讨论而得以增强。而该《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和正式颁布后均遭到专家和公众近乎一边倒的批评，似乎该《条例》是失败的立法和创设了糟糕的制度。但是，环境立法公众参与的前提是参与者能够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在对公共议题充分交流、换位思考和同情式理解下形成利益表达。综观当前论述对于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质疑，则存在可商榷之处。为此，本文将分类归纳当前学界反对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主张及其依据，并从论辩逻辑上对这些观点予以剖析。 　　( 一) 法条主义: 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法律依据之辨 　　《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作为地方立法，应当有上位法依据。很多论者批评该《条例》气候资源国家所有之规定的理由是其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第9 条第1 款规定: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在回应社会各界质疑时宣称，这就是该机构出台《条例》的法律依据。但是，有学者认为，基于《宪法》第9 条规定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因为气候资源属于自然资源，所以气候资源也应归国家所有，这样的推论只是符合形式逻辑三段论的要求。 　　也有学者认为，《宪法》第9 条规定的“国家所有”，只是抽象所有权，不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具体所有权。通观我国现行法，并没有将风能和太阳能确认为国家所有的立法规定。遍寻《气象法》、《可再生能源法》，也未有规定气候资源所有权的内容，《条例》对气候资源权属的规定既无直接的上位法依据，也无法从《宪法》关于自然资源权属的规定中找到根据，因而这一规定是来历不明的。对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宪法》第9 条作为统领的自然资源权属规定中，法律条文所列举的自然资源没有明确包括气候资源，就认为《条例》规定气候资源国家所有权没有上位法依据，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1.《宪法》第9 条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规定的法律解释。该条文规定了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并列举了“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但如果因为该条文的表述中没有明确列举气候资源，便认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尚没有将气候资源确认为国有的立法规定，这是机械的法条主义法律观。因为自然资源的种类是丰富多样的，进入立法列举的难以穷尽，这时需要对自然资源作出体系解释，“它要求全面理解、解释法律的意义，反对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解释法律，是克服机械司法和执法的有效规则与方法。” 　　事实上，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对自然资源内涵的理解也是不断发展的。无论从我国物权法的立法目的、价值选择还是制度逻辑上总结，我国法律体系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是概括的规定，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是最为广泛的。国家( 全民) 对于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自然资源享有所有权，而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才属于集体所有。由此可见，自然资源中，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之外，排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也概括地属于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范围，由此意味着，未进入立法视野的地热能、页岩气、可燃冰等新型能源以及尚未被人类所熟知的自然资源也当然属于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自然资源的权属规定首先是一个政治制度选择，其次才是立法技术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我国逐步确立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梳理作为国家基本大法的《宪法》在不同阶段对于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虽然不同时期的《宪法》对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有所差异，但差异不在于所有权立法立场的游移，也不是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范围的变迁，而是在立法技术上对于入法列举的自然资源范围的拓展。 　　比如，1954 年《宪法》第6 条第2 款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1975 年《宪法》第6 条第2 款规定: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1978 年《宪法》第6 条第2 款规定: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1982 年《宪法》第9 条第1 款规定: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