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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宝光寺艺术鉴赏 　　宝光寺坐落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是一座典型意义上的川西平地寺庙，相传始建于东汉。据寺中出土的唐代碑刻证明，最迟在唐代开元二十九年( 741 年) ，宝光寺就已存在。以后的千年中，宝光寺几经兴废。现存的宝光寺建筑组群修建于清代康熙到光绪年间。目前，宝光寺被认为是我国结构最典型、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禅宗丛林寺庙，既是长江流域的禅宗“四大丛林”之一，更是一座精彩斑斓的艺术宝库。寺内的建筑、雕塑、牌匾和楹联、佛教文物、名人字画等数量众多、各具特色。其建筑呈现出“塔寺一体、塔据中心”的我国早期佛教寺院格局; 罗汉堂内的 577 尊塑像闻名天下; 石刻挂匾 14 块、木刻挂匾 184 块、石刻楹联 60 幅、木刻楹联约20 幅; 历代碑石、供器和工艺品等珍贵文物3700 多件; 历代名人字画 400 余幅。以艺术人类学的视野，运用其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宝光寺这座艺术宝库，将使我们的研究眼界更加开阔。艺术人类学讲究整体意识，关注艺术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其疆域可分为地理空间、时间历史、社会分层和社会文化。因此，在艺术人类学的层面来认识宝光寺中的艺术形式，首先应该从其产生和成长的时空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来理解，进而将其置于整体的时空、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来解读，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的认识。 “传统”与“生境”共同构建出宝光寺的整体时空、社会和文化语境。这里的“传统”指从历史上沿传下来的文化积累，“生境”指当下的现代性社会文化环境。如果说“传统”与时间历史、地理空间更为有关，具有历时性的特征，那么，“生境”则侧重社会分层与社会文化，强调共时性的联系，因而，宝光寺中的艺术形式“不仅处于一种历时性的传统中，而且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生境中”。从历时性的“传统”来讲，我们希望沿着宝光寺历史时间轴上的变迁和发展的主线，来把握其延续的艺术“传统”与动态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从共时性的“生境”来谈，我们力图将宝光寺中的艺术形式放在当下的现代性社会文化环境中来认识和理解，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说，只有将宝光寺这座艺术宝库审视于其特定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空中，只有将其回放于曾经孕育出它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中，只有将其解读于正在滋养它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才可能更深刻地领悟到其深处与众不同的艺术内涵。 　　一、宝光寺地理位置上的微妙性 　　艺术人类学是一种方位感很强的研究方式，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宝光寺，有必要先讨论其“有关某处”和“来自某处”的特征。 　　约公元前 7 世纪，蜀开明王朝在新都境内建都，遂名“新都”，原为古蜀国三大名都之一。新都旧县城在成都东北部郊区，距成都主城区约 20 公里。新都的地理位置和成都平原的走向有关。成都平原整体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平原东西两侧的龙门与龙泉山脉也是东北---西南走向。全年中，平原中多吹东北风，为适应这种风向，古蓉城内本应是南北走向的街道被设计为东北---西南走向，偏角为北偏东约30 度左右。自古，出成都北门，一路沿东北向而行，经新都、广汉( 古雒城) 、绵阳( 古涪城) ，过汉中翻秦岭，可到达西安乃至北京。这条古道就是著名的川北官道---“金牛道”。金牛道南段内的广汉至成都段的路线历来变动不大。自成都北大街沿金牛道而行，依次座落着三座名寺---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天回镇也恰好位于昭觉寺到宝光寺之间的金牛道旁，包括“说唱俑”等众多汉代文物出土于此。再从新都前往广汉，川西古迹王稚子阙和八阵图、三星堆遗址等依次出现。显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的金牛道，对其周边的寺庙有重要影响。文殊院“明末寺庙被毁，……但文殊院位于中原入蜀干道的城北，清以来，城市商业在城北日趋繁荣，寺庙香火逐渐兴旺起来”.唐末黄巢起义，唐僖宗沿金牛道逃往成都。在成都期间，唐僖宗赐城北的建元寺为“昭觉寺”，又因入城时曾驻扎新都，遂命重建宝光塔并扩建宝光寺。宝光寺因此在历经唐武宗灭佛的浩劫后再次崛起。目前宝光寺的两处古迹---唐僖宗行宫遗础和宝光塔便是这段历史的佐证。 　　历史上新都的行政区域划分多有变化，但总体来说，自秦代以来，新都均以成都的一个郊县而存在。广义上的“新都”，过去和周边的广汉、青白江等地区发生过互为隶属的行政关系，一般被认为是成都东北部的边缘，是自北出入成都的首站或末站。宝光寺正位于此交通节点上。在古代，宝光寺是人们自北出入成都时祭拜的重要场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成都边缘的“地标性”寺庙之一，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自明。 　　文化人类学以地理位置和文化的最大化差异为前提，关注远离文化中心的“异文化”区域。而“中心”和“边缘”有相对性，判断“中心”和“边缘”取决于“主位”和“客位”视角的转换。在“四川”范围内讲，新都属中心区域。从成都行政区域内看，新都又处于边缘地带。外地人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