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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学术思想的渊源和变化 　　一、范文澜的学术思想渊源 　　范文澜作为浙东人，从学术思想的渊源说，他不能不受到历史上有名的“浙东学派”的影响。清代的浙东学派，继承了两宋浙东学者的许多思想精华，不可谓源远流长，开创了新一代的风貌。 　　浙东地区在历史上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两宋三百年间，更是书院林立，学者迭出，讲学论道蔚然成风，形成所谓的“浙东学派”，而其主要成员皆注重史学，其主要贡献以史学著称。从宋至清，浙东无数史家在大致相同的精神鼓舞下，著书讲学，师友相传，共同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天地，从而让“浙东学派”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史学流派。 　　20世纪初年及“五四”前后，浙东地区产生了一批在近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彪炳史册的人物，对于思想学术界影响犹大者，即有章炳麟、蔡元培、鲁迅、范文澜等人而范文澜日后之所以成长为令人景仰的新史学大师，究其原因，中华传统文化丰富深厚的营养对他的培育，和时代精神对他的洗礼、引导，这两项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其中也应包含清代浙东学派的优秀精神对他的启迪。我们从范文澜称扬秋瑾等反清英雄，他对近代人民革命运动的高度评价和对残酷屠杀革命民众、并以此竭力向满清主子表示效忠的大奸曾国藩的严正讨伐，他对晚清《国粹学报·史篇》呼唤民族意识和研究近代史的重视，以及他经由先是博综文献的国学家到走上将著史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的道路，都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可以说，范文澜学术思想的渊源不能不提到“浙东学派”思想旨趣对他的深远影响。 　　二、范文澜学术思想的转变 　　1940年1月，范文澜先生到达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与毛泽东相见并亲切交谈，开始了他们长达30年的“学术友谊”。来到延安之后，范文澜的学术研究中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为学术而学术”的经学式研究转向为现实斗争服务 　　(一)《中国通史简编》：里程碑著作 　　20世纪初，一股“新史学”的思潮开始在史学界兴起，涌现出包括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古-隋)、柳治征《历代史略》、吕思勉《白话本中国史》、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一批重要史著，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成绩。但这一时期所著的通史著作，虽然各有贡献，各有特色，但又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撰写一部更具科学性、内容更系统翔实的通史巨著，就成为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迫切需要，也成为时代的要求。范文澜1941-1942年在延安著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就成为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道路的开山之作，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 　　作为一部诞生较早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叙述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今天我们再去阅读，仍能收获不少宝贵财富和价值。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肩负的开拓性任务有自觉的认识，即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提出的人类社会所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范文澜在书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要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这段话可以视为范文澜在延安时和建国后史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之后，1947-1965年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修订工作，充分吸收了史学界的各种建议而成。 　　(二)《中国近代史》(上册): 近代史研究体系逐渐成熟 　　范文澜于1945年在延安集中力量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的编写，就是自觉地担负起把近代史的科学研究提高大新的水平，教育群众投入伟大斗争的时代责任。 　　《中国近代史》(上册)造端宏大，材料新颖、深刻、丰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结合。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它帮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PKG，激发人民进行英勇斗争，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凶恶敌人和腐朽势力。这部著作对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作多层面的开掘，鲜明地揭示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特性。该书十分重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结.中外对比研究，放在世界史的背景当中论述中国史，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发现事件或人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三、总结 　　范文澜的一生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国学经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不得不说与他继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