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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中的数学原因 　　一、什么是形式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对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范畴,韦伯用这一对范畴分析了政治、法律、经济、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的合理化发展过程。按照韦伯的解释,实质合理性是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并以此用价值合乎理性或者在实质上目的合乎理性的观点来衡量”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是指“用技术上尽可能适当的手段,目的合乎理性地计算出来”的合理性。 　　法律制度在理性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居主导地位阶段、实质合理性居主导地位阶段和形式合理性居主导地位阶段。其中,形式合理性居主导地位阶段就是法治社会。形式合理性意味着以下三个特点的结合:形式化的符号体系;逻辑一致的运算(广义的运算,包括一切形式的推理)规则;运算结果(结论)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最典型的形式合理化体系是数学和逻辑学体系。数学和逻辑学属于形式科学,理性是以纯粹的形式化方式存在的,被理性所思考的不是个别存在的具体事物,而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各种符号的运算有着逻辑严谨的规则;运算的结果是精确的,具有可验证性。 　　由于形式合理化与答案的精确性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凡是有资格列人科学范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都必然具有形式合理化的特点,而且形式合理化的程度越高,它的科学属性就越会得到承认。由于数学和逻辑在形式合理化过程中的带头作用,所以别的学科为了挤身科学”之列,按照形式合理化的要求改造自己。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是如此。经济学(包括经济行为)是如此,法学(包括法律行为)也是如此。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尽量采用数学思维和数学方法。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但法学也不甘落后。现代法律制度在形式合理化过程中是完全按照上面提到的形式合理化体系的三个特点来改造自己的。首先,理性化的法律制度并不是直接去调整那些个别存在的利益和行为,而是运用理性的抽象来形成各种形式化的法律概念和范畴,然后再通过司法活动把这些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适用于那些需要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关系。 　　其次,理性化的法律制度具有逻辑严谨的形式合理性的运算规则,任何进行运算的人都被要求遵循这些规则。以往那种非理性的形式化规则被剔除在外。最后,形式合理化的法律制度是可以预测的。形式合理化是可“计量”的,能实现实质合理性的要求。法律形式合理性既涉及实体法的形式合理性,.也涉及程序法的形式合理性。从形式合理性的概念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社会的形式合理性过程中,数学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形式合理性居主导地位阶段就是法治社会,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数学对法治社会的实现起过重要作用,也对西方法律重视程序起过重要作用。 　　二、数学思维对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过程的影响 　　数学思维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二是通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这里,爱因斯坦是把形式逻辑与欧几里得几何学视为一体,因为这两种学科的理论具有亲似性,运用的都是演绎推理,都采用了公理化方法。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是公理化方法在逻辑中的第一次应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公理化方法在几何中的最成功应用。①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共同作用,对西方文化逻辑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搞清楚数学思维为什么会对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一问题,就必须搞清楚西方的文化逻辑。据学者方汉文解释:“文化逻辑是指一种文化中,以逻辑体系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方式。”一般来说,一种文化的内在规律是由该种文化的逻辑所决定的。有什么类型的文化逻辑就有什么类型的文化结构或者文化的内在逻辑。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全由该种文化的逻辑类型所决定。逻辑学家崔清田说:“逻辑是推理的学问,是对思维的思维,是思维的科学。逻辑既体现着思维方式,又影响着思维方式。”“创造文化的是人,支配人的实践活动的则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文化中更为深层和本质的东西。 　　逻辑是有关推理的学问,与思维方法乃至思维习惯紧密联系,是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逻辑的这种特殊作用,使它对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影响。”培根称逻辑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6](2P)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说,亚里士多德逻辑“完全是方法论的,”其任务是完成这样一种方法,“用此方法在所有知识各部门中都能获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