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docVIP

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一、玄学的缘起 　　魏晋玄学的缘起，实际上在礼崩乐坏的东汉末年已初见端倪。那时，社会混乱，战乱不断，导致俊雅之士厌弃世俗，为摆脱肮脏的政治泥潭，纷纷弃世独行。因为，面对无可救药的混乱的政治和社会，那些看破红尘的士人并没有力挽狂澜于当下的魄力和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壮志，而是积极寻求避世的途径，以文人的嘲讽躲在暗处审视一切。他们放浪形骸的个性与冠冕堂皇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对正统儒学的大胆叛逆。再者汉末党锢之祸、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的动态，支离蔓延而穿凿附会的繁杂解说最终导致经学沉沦。就是在这种环境和风气下，老庄哲学的处事原则得到迅速的发展并流行。他们将满腔的苦闷与牢骚抑制在放任荒诞的行动中，从老庄的哲学中寻找自得其乐的处事原则。老庄哲学本来就是乱世之中的产物，人生的苦痛让沉溺其中的士人开始反思生命的真谛。汉魏之际的社会迫切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哲学理论，魏晋玄学就是上族阶层用以替代儒家思想的精神家园。 　　二、群己之辨的产生 　　玄学之所以最终归结到人这一主题，归结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因为“当时所谓名教与自然之异同者，从士大夫自觉之观点言之，实起于对群体与个体之着重点不同”图。这就提出了自然与名教之关系和个体与群体之关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魏晋时期，辨析名教与自然成为理论热点。名教代表的是社会的普遍规范，自然则与个体的自性相联系。因此，名教与自然之辨背后所蕴合的，乃是人的主题。”团伴随着汉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儒学逐渐开始正统化“群体的原则逐渐衍化为整体主义的原则，个体的存在则越来越依附于以王权为核心的等级结构”图。这一历史前提下，儒家的价值体系也逐渐融入新的内涵，包括玄学对个体存在的关注，对压抑个性的批评态度，对“我”这一主体的肯定等等。与实现大一统的两汉相比，魏晋时期崇尚个性更是成为一时的风气。再者，在当时那种动荡的局势下，个体生命在生存危机的威胁下，如何达成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成为思想家们所重点关注的理论问题，而这一理论问题的具体展开即为群己之辨。群己之辨的产生有着必然性。 　　(一)乱世中个体存在的危机感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魏晋时期，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意识。众所周知，个体与群体之间从人类文明社会诞生起就伴随着矛盾而存在。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存在着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两汉时期，当董仲舒把儒学强调的伦理关系变为封建礼教的三纲五常时，就彻底扼杀了人性，把人变成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东汉时期，儒家伦理观被提高到绝对的地位，外化为名教之治。魏晋之际，以司马氏为首的政治集团势力为夺取曹魏政权，滥杀无辜，草营人命，那些性情刚正，为世俗所不容的士人则成为政治纷争的直接牺牲品。于是，极度的恐慌仿徨伴随着疲惫伤感的情怀开始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们内心逐渐形成另一种个性，内心所隐藏着的消极无为的思想演化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与被压抑的个性相互融合，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潮流。 　　(二)士人个体个性的宣扬 　　玄学作为经学的否定，必然是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和张杨。魏晋时期的谈玄之风作为玄学的世俗化，是玄学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之后的表观。早期玄学以道家为主，从厌倦繁琐经学、厌倦政治的对立物，到中晚期转而大力吸收儒家的进取精神，为门阀士族统治阶级所认可，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中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以道家为核心的早期文学本来是与名教相对立而存在的，但玄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儒家学说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余英时先生就从儒道关系的意义上分析群己关系，指出:“所谓儒，大体指重群体纲纪而言，所谓道，则指重个体自由而言。”团大体说来，魏晋六朝名士思想深处立身处世的准则是儒学观念;另一方面又十分向注个体精神自由，由此形成“动由礼节”与“性好老庄”的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在汉魏时代，由于名教礼法对仕人的禁锢相对松懈，促使人们对个性的宣扬和对精神的解放达到一个顶峰。他们遵循及时行乐的人生准则，将纵乐看成生活中的必须品。魏晋名士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情感，就是力图证明自己个性的存在。他们相信，只有个体的情感表达才是真正的情感，要突破情感的栓桔，必须走出世俗名教的束缚。 　　三、群己之辨的哲学基础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寻求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的本体论哲学，重在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达到超越人生之境界。最为明显的是，在关注群己之辨这一理论层次上，玄学理论的中心已由先前的本末有无之辨转向名教与自然之争，再转向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由正始玄学中的贵无论转向人性自然，由理想的圣人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