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docVIP

试述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郑天挺(1899-1981)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在隋唐史研究领域也造诣精深。由于其公开发表的隋唐史研究成果不多，因此近些年回顾20世纪隋唐史研究的论著，较少提到郑天挺及其研究。①实际上早在1931年郑天挺就己涉足隋唐史研究。1937年郑天挺开始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五代史。②抗战时期，郑天挺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曾与陈寅烙共同指导汪钱和王永兴等隋唐史研究生。郑天挺奉调南开后也曾开设隋唐史课程。在长期教学与研究中，郑天挺积累了大量隋唐史研究卡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物、制度、文化以及边疆民族关系等方而，凝结着他很多真知灼见。更为可贵的是，当时学术界尚无隋唐五代史方而的著作，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岑仲勉《隋唐史》、吴枫《隋唐五代史》、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等著作才陆续出版。 　　一、对隋唐政治史和唐史分期的研究 　　清末民初有关隋唐史研究或延续注补传统史籍的路径，如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唐景崇《唐书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或就隋唐史某项专题进行零散的考证，如劳经原劳格父子考证唐代折冲府、丁谦考证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等。1930年代以后，陈寅烙在隋唐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将隋唐史研究推向新高度。郑天挺治学始于校勘学和古地理学，后逐渐转向魏晋南北朝史和明清史。1937年郑天挺为在西南联大授课需要，开始系统地研究隋唐史。除精读《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外，他最关注的当属陈寅烙有关隋唐史的论述。 　　1938年郑天挺与陈寅烙同在蒙自西南联大史学系任教，两人往来比较频繁，郑天挺经常就隋唐史问题与陈寅烙进行探讨。陈寅烙的研究对郑天挺影响很大，陈寅烙所注意的问题亦为郑天挺关注。郑天挺的研究多是在陈寅烙研究基础上的深化。比如其讲义在“隋袭齐制”条目下，他首先引述陈寅烙说法“唐初用隋礼，而隋礼则承齐而非承周”，接着从宫室、山陵、服色、仪礼、五礼、刑、音乐等七方而归纳了隋朝礼仪对前代的沿革损益情况。对于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以为隋唐宫室制度源于突厥的说法，郑天挺予以驳斥，认为此说“证据不足”，“唐代盖用隋代之宫，隋宫修于开皇，刘龙齐人，谓其齐式则可，谓其胡式则不可。北齐虽有胡人嫌疑，固难证其胡化也。北魏孝文帝之宫殿取魏、晋、宋、齐之式而建，北周、北齐皆仿北魏而隋、唐亦因袭之”川。在“五礼”条目下，郑天挺先引述《隋书》相关史料，接着下按语道:“北魏孝文帝所祯《渔洋答问》的三期说。 　　二、对唐代府兵制和田赋制度的研究 　　郑天挺怀疑“三百人为团”中的“三”字为“二”字之讹误，实际上应该是“二百人为团”，那么六校尉正好是六团共1200人。据此，郑天挺重新将唐代府兵编制归纳如下: 　　府兵制是中国古代最有特色的军事制度，其存废对唐代兴衰影响至深。清末民初以来，劳经原劳格父子和罗振玉对唐代府兵制研究多集中于对折冲府数量、名称和分布等问题的考辨，陈寅烙首先对府兵渊源、流变、运作提出系列开创性见解，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府兵制研究的开展。郑天挺早在1931年就开始系统研究唐代府兵制问题。他对唐代府兵制的研究或延续了考证折冲府数量的传统路径，或深化了陈寅烙相关研究。陈寅咯以为隋唐兴盛与当时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有极大关系，府兵制为“关中本位政策”的关键。郑天挺详细列举《通鉴》《新唐书·兵志》、陆赞《论关中事宜状》对唐初府兵部署记载，提出“关中兵力之盛与兵之多。当兵者亦多，盖府兵制之根本也的论断。早在1932年郑天挺就系统总结了唐代府兵番上制度，归纳出武散官与文散官番上、三卫五府番上、资荫番上、诩卫及豹骑番上等不同分类，且对“番”的含意做出具体解释:“番，谓分班也。十二番，谓分十二班，即每年轮班一次。五番，谓分五班，五个月轮班一次。每次一个月，故曰一月上，上者，值班，之谓。”郑天挺对唐代府兵编制和数量的考证尤值得称道。他以《新唐书·兵志》为基础，参考王应麟《困学纪闻》、杜牧《原十六卫》、李繁《邺侯家传》、陆赞《论关中事宜状》、《唐六典》、杜佑《通典》等史料，以及清人劳经原《唐折冲府考》(子格增辑)和近人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增订唐折冲府考补》等对唐代折冲府数量考察成果，系统总结了自宋代以来关于唐代府兵制数量研究状况。对于唐代府兵制编制和规模，他依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唐代府兵制编制概述，以为唐代府兵制最小编制为“火”，“十人为火，火有火长”;其次为“队”，“五火为队，五十人为队，队有队正”;再次为“团”，“六队为团。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但另《新唐书·兵志》记载，唐代府兵共分为三个等级，上府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其中又有上府校尉六人的说法。若以每府六校尉的说法，则上府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