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的复归(一)后现代回救之积极伦理学尝试.docVIP

美德的复归（一） ——后现代视域下回救现代性的一种积极伦理学尝试 作者：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绪新博士/教授 美德就要被理解为这样一些性好，它们不仅能维系实践，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还会通过使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遇的那些伤害、危险、诱惑和迷乱而支持我们对善作某种相关的探寻，并且为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自我认识和越来越多的善的知识。不仅如此，美德还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与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而缺少了这种品质就会严重地妨碍我们获得任何诸如此类的利益。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 麦金太尔在其《追寻美德》一书中对美德作这样精湛的论述：“首先，将诸美德视为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所必要的诸品质；其次，将它们视为有助于整个人生的善的诸品质；再次，显示他们与一种只能在延续中的社会传统内部被阐明与拥有只对人来说的善的追求之间的关系。” 一、复归美德何以必要？ 现代人重视权利而不再重视美德。一方面，现代人觉得不需要过多的美德,过多的美德是浪费；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似乎容不下太多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在现代社会或现代人的眼里，只有外在的权利和利益是有用的，而所谓的美德或德性是虚幻的且不真实的，不能给自己带来及时性的幸福或快乐。在他们看来，美德从来都是抑制自己的欲望或利益去成就他人的快乐或幸福。这是现代社会非此即彼、非我即你的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使然。经济离开了伦理的羁绊，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现如今变成了一头十分跛足的驴，而且是一头拉也拉不回来的犟驴；规则背离了美德，不再是人性固有的善端，成为形式化了的规约工具，借助于现代社会技术或知识、财富或资本、政治或官僚三位一体共同打造的“牢笼”似的社会基本结构范式，现代人只能在罗尔斯“悬设”的所谓“无知之幕”——纯粹的“原初状态”——下才能享有平等的自由或均等的机会等所谓有用的权利或利益。殊不知，这种虚幻的“平等的自由”和所谓的“机会的均等”完全寄希望于专家知识系统、资本财富系统和政治官僚系统以及由他们共同打造的制度抽象系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为前提。而这些所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证如果离开了美德这个“基始”的话，即便是上述三位一体、共同打造的现代社会基本结构范式及其创设的制度抽象系统是如何的合理或者合法，也不能排除专家知识系统、资本财富系统和政治官僚系统机会主义用事的可能。规则的局限以及人们在规则面前有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无不昭示着对人性固有的善端和不同层级的人伦实体内部生成对“共同善”的托庇。也就是说，离开了人性固有的美德和共同体内部的“共同善”，外在的规则不仅无法生成，即便生成了也只是一张白纸，形同虚设，更有甚者成为规则的制造者以及它的规制者机会主义行事的籍口。这就是麦金太尔教授的不安。 确切地说，麦金太尔的不安，就是对人类社会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过程所出现的日趋严重的“美德与规则的脱离”的隐忧和不安。“美德与规则的背离”存有四个方面的意义，那就是：美德的阙如及其力量的衰微；规则的去美德化及其承诺的乏力；规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有效的应用；美德的优先性让位于规则。现代人从传统的具有浓厚情感和人格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情境中抽身出来，逐渐丧失了人格同一性、共同体的完整性以及文化的连续性。美德的阙如，或者是，规则或规范对美德的背离，致使现代人的道德堕落以及现代性道德谋划的失败。这种失败是以个体的去人格化、社会关系的工具化、对传统价值的颠覆以及在此基础上造就的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人格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等形式表征出来。 （一）规则与美德的分离 现代人、现代社会从传统社会抽身或被抽象化的过程，就是个体的去人格化、社会关系的工具化以及文化传统的颠覆或意义的丧失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规则与美德相背离的过程。这是因为，现代人的道德堕落以及现代性道德谋划失败的关键，就是美德的阙如。现代性及其道德谋划的过程所凸显的规则对美德的背离或者说美德的阙如，既是启蒙运动以降西方现代性道德谋划的学理进路使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现代性实践的宏大背景使然。 在传统社会里，机会主义行事的可能也并不比现代社会少很多，只是因为，在狭小的熟人圈子里，人们对于机会主义行事的人的惩罚往往是一种“诛连九族”式的连带行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跑得了和尚跑不掉庙”。一旦有人不讲信用，或行欺诈骗术，找不到他本人的话，他的家人，他所在的家族或宗族，或者他所寄身的行会，等等，会为他承担一定的义务或责任。不过，他的家庭、家族或宗族以及行会等社群在为之承担连带责任之后，此人将会遭遇诸如被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或不让把他的名号续在家谱中以及取消他的行会成员资格等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惩罚，因为，一旦某人不讲信用或做了诈欺骗人的事情，他的家庭、他的家族或宗族、他所在的行会以及他的家人、族人、行会中的其他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