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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撰写网络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很多史学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写作原则，不写活着的人。韩愈遭贬时有一首《同冠峡》诗：“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也就是说，在人或事物尚未终结之前。任何结论都是靠不住的。《明史?刘大夏传》：“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白居易题为《放言》的诗最为彻悟：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所列举的这些事例说明，“试玉”也好，“辨材”也好，火候不到，时间不够，是难以辨别真假与好坏的。周公、王莽的例子更为深刻地说明，要辨别事物的真伪、善恶、美丑，需要足够的时间，千秋功罪固然由一时一地的一言一行聚合而成，但动机与效果两相背离的现象大量存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就看不清历史的主流。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写史，必须与史实保持足够的距离。那么，多远的距离才算是“足够的距离”呢？ 　　韩愈和《明史》强调的是要等人过世了才能盖棺论定，白居易虽然没有否定盖棺论定的说法，却假设了事物的另一种情况：如果周公和王莽死早了，就会掩盖历史的真相。马克思曾对拜伦和雪莱之死有一段著名的议论：“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是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看来，有时假设一下与史实不同的情形，不仅是有趣的，而且也是有益的。 　　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严谨的史学家讲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第三》）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文献”与“足征”是铁门槛。孟浩然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但若无“江山留胜迹”，若无“羊公碑字在”等史实为基础，则诗人登山思古的高论必然光彩顿失，其历史厚重感和时代沧桑感亦不复存在。当然，这句话所隐含的历史之“时间维度不可或缺”的观念更值得我们注意。但问题是，在瞬息万变的今天，人事更迭呈现出“网络时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两天”的景象，且我们早已走到了“文不足征”的相反一面，我们在文献的海洋中饱受信息过载之苦，随着时间的增加，有价值的史实将被信息烟尘纷纷淹没！事实上，早期网络文学的许多重要文献，如今已永远消失在虚拟世界的“忘川”之中，每念及此，今天的网络文学研究者已是不胜唏嘘，想必未来的文学史家会更加痛惜了。 　　众所周知，20年间，网络写手比电影导演更新换代要快得多，我们是否还能固守既有的史学观念，再由下代史学家为我们写史？据说，契诃夫过世没几年，关注他的人便分出了几大阵营，因为对契诃夫眼珠的颜色究竟是蓝色、棕色抑或是灰色而产生的纷争，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形同水火。现在，当我们为网络文学的契诃夫留下视频和照片的时候，无法料想它们对未来的哲人、诗人和历史学家有何意义，但我们有责任避免像前人给今人留下遗憾一样给后人留下遗憾。 　　自《华夏文摘》推出少君的《奋斗与平等》以来，在中华网络文学的广阔天地里，先后涌现出了多少作家作品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了。昨天还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今天却已过眼滔滔云共雾！真切地记住当下真实的状态，留住网络文学史上的每个精彩瞬间，这正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让固守陈旧史观的历史永远地成为历史吧！因为网络文学稍纵即逝的绝代风华，决不能听任无情岁月的风吹雨打。 　　网络时代，任何美好的时刻，都不应轻易任其悄悄溜走。尽管我们已无暇倾听朝青暮雪的感叹，但面对“―夜花开满树红，转眼花落万枝空”的网人网事，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的这些诗句，今天读来，简直就是对网络时代的精准预言！试想历史上何曾出现过比今天竞争更为迫切的“朝夕时代”？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及时地记下每个真实的瞬间，这是否可以说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中华历史，一向高扬“实录”与“直书”精神。而最好的实录，当推现场直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晚了20年！贺绍俊在评论马季《读屏时代的写作》时指出：“从史实出发，以史料说话，以事实说话。这也是中国史学传统的精髓，这就是直书和实录的精神。历史上有不少史官为了坚持这一精神而牺牲了性命。也曾做过史官的韩愈就深感修史之难。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了司马迁、班固、崔浩等史官所遭厄难后感叹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所谓天刑，这是古人对天道的敬畏，我们姑妄听之。但人祸确实时时笼罩在古代史官的头上，不少史官因为坚持秉笔直书而被皇帝砍掉了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