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将形塑M型社会.docVIP

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将形塑M型社会 　　内容摘要 生育政策的调整在为人们带来更多生育选择空间的同时，也可能释放被压抑的生育率的阶层差异。借助对发达国家生育率变化历史及其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现有的相关研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或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或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生育率的结构性差异也将作为推动因素之一，导致“M”型社会的出现。 　　关 键 词 生育率 生育政策 阶层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 中间阶层 M型社会 　　继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对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重大调整，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这一政策实施的后果将是怎样的？现有大量研究关注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的规模与结构、生育率水平影响，与之不同的是，本文将从阶层差异的视角出发，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对这一政策的可能反应，以及他们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可能差异。 　　持续低生育率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生育水平持续减低，直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有学者测算，到2028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可能降低到1.3的超低水平。[1]低生育率及其可能的社会经济影响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针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及其后果，人口转变模型的提出者汤姆逊早在1929年就指出了生育率下降这一趋势的可能危害，低生育率将对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等造成极大的威胁。以我们的邻国日本为例，长期低生育率是日本经济20多年持续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2]中国开始出现的低生育率及其可能的弊端，已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在某些学者的眼中被视作是一种“近喜远忧”，持续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不容忽视。[3]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发展前景将不堪设想。长期维持超低生育率，将会导致过度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最终影响到中国的长期发展。[4] 　　针对中国人口发展形势，中央政府对人口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调整。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似乎并没有太明显的推动作用，以至于十八届五中全会又作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普遍二孩”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话题。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政策调整能否改变生育率水平？又或者政策的松动会带来哪些政策预期之外的后果呢？有关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在人口学界早有争论。有人担心政策调整会带来出生人口规模的严重堆积，如翟振武等在2014年撰文指出，“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5左右”[5]。但也有学者认为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的“不反弹”，强调政府不能由于担心短期反弹，而丧失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适当水平的机会，建议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6] 　　生育行为受到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政策松动只是为生育率回升提供了可能性，生育率的变化还受到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的规模及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前述有关生育率变化可能的影响的讨论，主要是建立在生育政策调整的目标人群的规模的基础之上。本文将从符合政策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构成，来分析我国普遍二孩政策的作用及其对人口结构变动的长期影响。在笔者看来，剔除体制差别和城乡差别之外，以往的独生子女政策压制了生育率的阶层差异，而“普遍二孩”政策或将在一定程度上释放被压抑的阶层差异。总结发达国家人口转型过程中不同阶层生育行为的差异，并结合国内已有的关于不同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笔者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生育率将表现出“U”型或“J”型特征，即社会阶层结构的两端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出现“底层有着相对较高的生育率、高层次之、社会中间阶层生育率最低”的特点。如果这一生育率的阶层分布出现，那么社会中间阶层在人口规模上将被挤压，进而导致社会结构表现出“M”型的特征。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变化及相关理论探讨 　　谈到生育率的变化不得不提及人口转变理论。人口转变理论是针对工业化之后西方人口变化而提出来的，指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演变过程。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关系，人口转变可以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