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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一个静谧的世界 　　摘 要：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系统性地讲述了疯癫的历史，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本文基于福柯对疯癫与理性和文明所阐发的言论，在进一步详细梳理疯癫的历史，以及疯癫与理性和文明的关系的基础上，来窥探福柯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的话语权利。 　　关键词：疯癫；理性；文明 ；话语权利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7--01 　　引言： 　　在对福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后，我们可以发现福柯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同性恋患者。他的诸多理论都体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在世人眼中福柯是一个绝顶的“疯子”。就像他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说的一样：“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实，疯子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福柯的“反叛”，其实是一种对艺术最本真的解析，它源于对人生和生活的热爱。 　　一、疯癫的历史 　　福柯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系统性讲述了疯癫的历史，并论证了疯癫与肉体、道德、梦幻、自由等的关系，揭示了非理性在理性的一次次残忍无人性的压制下，逐渐淡出主流世界并被边缘化被异化的过程。在理性为主导的所谓“文明”的社会中，福柯对疯癫掷地有声的正名，无疑是一次惊艳极致的叛逆，而他的叛逆却令世人为之赞叹，为之着迷，为之疯狂。 　　在福柯看来，西方社会的文明在历史发展中，总是披着“理性”的外衣，引导人们对“疯癫”做出了种种荒谬而无人性的曲解。中世纪的欧洲被麻风病的恐惧紧紧笼罩着，麻风病以魔鬼般的速度扩散，而西方社会的当权者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却是“无为而治”，甚至猛烈攻击和排挤，他们宣扬麻风病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究竟何为理性？并没有权威的界定。在15-16世纪，疯癫常作为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形象而出现，因而别具魅力。17世纪初 禁闭成了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在诞生之初就以经济和社会的防护措施为借口，因而区别于中世纪的囚禁，把疯癫名正言顺地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18世纪中期“疯癫”被封闭在病理学中，人们在道德观念的制约下普遍认为这一转变是对真理又一次最大限度的逼近，即疯癫就是非理性。直到19世纪，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才有所不同，力图用科学的方法治愈疯癫。现代医学从表面上看虽说是解救疯癫，还疯癫以自由，实则却是以高科技手段，高举人性的光辉旗帜，堂而皇之地践踏“疯癫”，更加控制和扭曲了疯癫，愚人的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医院。 　　二、疯癫与理性和文明 　　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到处都闪烁着民主和科学之光，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也有了分明的界限。即在理性的社会里，不允许有非理性的存在，于是一切与理性相对的事物，便被归结为非理性，便要被放逐，被禁闭甚至被消灭。如此看来，疯癫并不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是理性主义在文明社会盛行的产物。 　　翻开《疯癫与文明》，在福柯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中世纪至今，疯癫是如何从社会的边缘被一步步纳入了医学范畴的研究中，文明社会又是如何对疯癫实施“人性化”的治疗。此种境况之下，“疯癫患者”被剥夺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权利和待遇，他们没有表达自己话语权利的渠道和资格。在“权利”和“知识”的庇护下，理性、秩序和道德试图以排挤、监视、镇压等各种手段，让疯癫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游荡在理性社会的边缘，乃至销声匿迹。 　　纵观疯癫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对待疯癫的态度是有阶段性的，这一阶段性恰与人类文明史的分期相对应。文艺复兴之前，疯癫与理性、秩序、道德都是和平共处的，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野性中有着自由，“疯癫患者”可以安心无忧地过着祥和的生活，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理性和文明拥有着社会的话语权利，疯癫被日渐置于监视、谴责和惩罚之中，疯人被道德的枷锁牢牢禁锢。往日里的那群“疯子”，尽管有些曾受到社会的敬仰和认可，但都无一例外地被流放到社会的边缘，人权和尊严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成为社会中一个受冷落和被贬低的群体。 　　三、福柯的话语权利 　　而在福柯的眼中，那些文明与理性视域下的疯子却恰恰拥有着最光辉的人性，是正义和本真的诠释，他们绝不应该被禁闭和流放，不应该被简单粗暴地贴上有别于正常人的异类标签，他们应该被授予田园牧歌式的礼赞。 　　但由于理性是文明社会的主宰，具有最高的话语权，这就使得疯癫等非理性的事物一概被流放和禁闭，被排斥在各种社会主流之外。福柯对疯癫的研究和正名的过程，同时也折射出在所谓的理性意识和文明社会的控制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权利话语的压制，也在无形之中被赋予些许权威，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大潮中，默契十足地对有违主流的事物进行集体性的变本加厉的迫害。与肉体暴力相比较，这种以维护人性和宣扬理性的名义，对大众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