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浪，一个男人与一所学校的爱与忧伤.docVIP

吴浪，一个男人与一所学校的爱与忧伤 　　有些人你不用刻意去渲染他的伟大，他的存在就是无可取代。 　　“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普通的孩子了，是学生。我教你们念书、写字、算术。你们要成为识字的人。我要告诉你们白天为什么变成黑夜？谁住在大山的那一边？我要教你们思想。”这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教师开场白，回荡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上归里村―一个深山里的侗寨中，却格外动听。 　　讲这句话的老师叫吴浪，15年前，这个小村庄面临一个抉择，因位置过于偏僻，该村的小学要搬到10公里外的地方。孩子们只能选择在极其崎岖的山路上徒步上学或者干脆辍学在家。教师吴浪留了下来，在这个对教育并不是很关注的小乡村，一人一校，扛起了这份责任。他既是数学老师，又是语文老师；学校电路坏了，他是电工；学校桌椅坏了，他是木工；教具短缺，他就地取材，摇身一变为充满创意的设计师；他还是一个挑夫，每年冬天，往返步行8公里为孩子们挑水。如今，从这所“小学”走出的很多学生已经上了大学。而吴浪还坚守在这里，用微薄的收入支撑自己的小家和学校这个“大家”。 　　电影《公民凯恩》里有句经典的台词：“赚钱很容易，假如你只想赚钱。但是重要的是玫瑰花蕾，人生的纯真与理想。”这个偏僻的乡村小学，恰恰就承载着教师吴浪的纯真、信念与理想，这背后更包含了他与家人的爱和忧伤。 　　他是全村孩子最信赖的人 　　2016年6月，顶着毛毛细雨，记者从崇义乡出发去上归里村采访吴浪。早就听闻“天下崎岖山路在贵州”。从崇义乡到上归里村有30公里，道路十分崎岖颠簸，汽车从镇上一路开过去，越走越荒，最后的10公里，悬崖泥路仅能容得下一辆车通过，隔一段路就是一个低洼的大坑，刚刚下过雨，前行更加难。就在车开上这段崎岖山路的一刹那，记者心中一热，这段路，就是教师吴浪存在最直接的意义―有他在，年幼的孩子们就不用走这如同“天堑”般的10公里路去上学了。 　　在颠簸了数小时后，我们终于走进了这个山水秀丽的侗族山寨。上归里教学点只是一个简陋的两层“干栏”楼房，如果不是楼前小操场上的旗杆，你很难辨别这是一座学校。远远地，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从教室里传来，清脆明亮，在深山里回荡，给这个偏僻的村寨涂上了一抹纯真的色彩。 　　吴浪，是令这抹色彩在这个深山村寨里得以延续的人，他有着非同寻常的故事。吴浪是土生土长的上归里侗寨人。1996年初中毕业后，他从担任小学校长的父亲手中接过教鞭，开始了在上归里小学的代课生涯。他笑称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吴浪从小就懂事、爱思考，家里有兄妹5人，当时因经济条件困难，为了减少父母的压力，15岁的他主动提出把上学的机会让给弟弟。而这份“谦让”成就了弟弟的学业，也在他心中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遗憾。因位处深山，很多侗族村寨曾经与外界隔绝，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所以当地人对教育不是特别重视。 　　吴浪在年轻的时候曾在城市待过一段时间，善于观察思考的他发现，找工作，无论是薪资还是工作性质都竞争不过有学历的人，就连最基础的体力活，老板也更倾向于录用有学历的人。这让他更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 　　为了不让自己当年失学的遗憾再在别的孩子身上重演，为了让更多的侗族孩子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决定回到上归里当老师。他说：“哪里有学校，哪里才有人才。”自己并没有多伟大的梦想，就是生活把他推到了这儿，他决心要承担起这份责任，顺理成章，没有退路也不能后退。 　　不光选择坚守，吴浪自身还要学习成长。为了能教好这些孩子，他利用假期参加了函授学习，先后获得了中专和大专文凭，还向银行贷款了5000元作为学费，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乐观、豁达的吴浪老师带出过多个“全乡状元班”。 　　在吴浪心中，他多教出一个学生，就是多给一个家庭送去了希望。寨子里的村民没有文化，也没法教育下一代。有的孩子到县城里上学，父母不识字，因此无法完成老师让家长检查作业并签字的“任务”。孩子倍感失落，大哭了一场。也许成长在都市里的人很难想象这种场景，但这种教育严重缺失的现象的确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存在着。这些地方因为交通、文化、经济等条件的制约，教育水平十分落后。很多人不是不想上学，而是无学可上。 　　采访途中，下课铃响了，孩子们嬉闹着出来，有礼貌地和来自北京的记者打招呼。他们穿着侗族的民族服饰，灿烂纯真的笑容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一直在重复“北京”“北京来的人”，眼睛里放着光芒，满是对首都北京的好奇与向往。 　　在吴浪授课的教学点，目前有43名学生，其中80%是留守儿童。父母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回来一次。很多孩子跟爷爷奶奶生活，父母缺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吴浪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还会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一次他发现一名二年级的学生每天不认真听讲，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有时候还会默默地趴在桌上哭泣，学习成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