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也研究物理―记黄克孙先生.docVIP

诗人，也研究物理―记黄克孙先生 　　二○一六年九月一日，黄克孙先生在美国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悲痛―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盖棺定论，他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物理学家。记得八年前，第一次访黄教授，他亲口对我说：“一百年后，若还有人记得我黄克孙的名字，一定是因为我写的诗及我的译诗。”说得多么坦荡自信。我把黄教授的话转告给一位物理学家，他不同意，他认为黄教授在物理学上的贡献，同样可以名垂史册。他的物理学著作包括：《统计力学》（Statistical Mechanics）、《夸克、轻子和规范场》（Quarks， Leptons and Gauge Fields）、《量子场论：从算符到路径积分》（Quantum Field Theory： From Operators to Path Integrals）和《自然的基本力：规范场的故事》（Fundamental Forces of Nature： The Story of Gauge Fields）。尤其第一本《统计力学》，是国际上标准的研究生统计力学教材。 　　二○一六年六七月间，他预感来日不多，寄来一本书稿《平居有所思》，涉及文学和物理的创作经验，可以说是他一生文学与科学两方面的总结。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电邮不断，校对修改此书。八月中旬，我寄他两封电邮询问印刷前还有修订否，未见回音，心想不妙，即刻内部制作两本样书快递给他。几天后，收到黄克孙女儿的回邮：“我父亲身体不适，他让我代他回复。感谢你这么快就寄来了样本，他很喜欢，它为父亲在最后的时间里带来了舒心，他感觉自己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他要我一定转告，他为你感到骄傲，并感谢你能够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为他带来这些美好的交往。”十天后，传来了黄先生去世的噩耗。他走前能看到这本书，也算是一种安慰。 　　我不知道像黄克孙这样的老人天底下还有多少，但像他这样学贯中西、游走科学与文艺之间的“两栖人”走一个少一个，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后大概也很少这样的人了。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和黄教授有些来往。他是一个很文艺的人，诗词书画音乐舞蹈，样样精通，但绝不多愁感伤。说话行事，干净利索，我们电邮来来回回，他总是三言两语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二○一五年他病重在床，春节前夕，我电邮给他拜年，大年三十早上，看到他的回复：“去年移居波士顿。这里比较冷，昨天下了一场大雪，遍地白茫茫，真是瑞雪迎春！《梦雨录》后不常作诗。计有几篇，谨付上。”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唯一一封“流露情感”的电邮，而且还是借景抒情。他在附录的七言绝句八首《生平》中，第一首即写道：“尘封旧念别华年，镇日蹉跎老病边。有女殷勤长侍奉，回身拭泪感苍天。”《生平》八首，可谓黄教授的追忆似水年华，也令我联想到杜甫的《秋兴八首》。 　　黄教授晚年常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客座。南洋，成了他晚年的第二个家。我偶尔也会约了朋友去看他，和他吃饭聊天，每次总是受益良多。有一次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说在读基辛格的《论中国》、托马斯?匹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和陶德?霍夫曼的《内部间谍》。黄教授认为，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物理学家是：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问他对斯蒂芬?霍金的看法，黄教授说霍金被过度抬高了，是媒体把霍金炒成了这样，因为他的身体特征有新闻性。在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黄教授说科学家讲的是逻辑，宗教家讲的是信仰。他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拿破仑曾问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为何在他的书中一句也不提上帝。拉普拉斯明确地回答：“陛下，我不需要（上帝存在）那个假设。”拿破仑将这句回答告诉另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瑟夫?拉格朗日，拉格朗日却说：“这是个好假设！它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人类面对的问题，科学并不能（至少在现阶段）完全解释，这个时候宗教可以“帮一把”。 　　犹记二○一四年十月底，黄教授说他即将返美，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维多利亚音乐厅，听一场室内乐演出：一对澳洲兄妹的双小提琴组合，曲目包括了巴赫和欣德米特。那场音乐会在十一月二日的下午，我随即买了三张票，还约了一位朋友同去。那天，黄教授穿了正式的西装，毫不马虎，可见老派人对“听音乐”这事的尊重。他对刚翻新的维多利亚音乐厅建筑很是赞美，演出前，我们逛了一会儿。之前，黄教授身体一向很好，言行及精神状态不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可是，那天黄教授显然有了些许龙钟之态，走了几分钟，即在中庭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他说最近身体不适，回美国后要找自己的医生看看。现在想想，或许那就是一个预兆。听音乐时，黄教授兴致倒是很高，尽管他认为维多利亚音乐厅的音响效果并不理想。晚上，我们一起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萃英阁就餐。饭桌上，老先生聊起傅聪、郎朗和李云迪。他认为“傅聪弹莫扎特实在好，郎朗弹莫扎特就不行了，他也有自知之明，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