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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主术训》之法律起源观 　　摘要：《淮南子?主术训》提出法律是“因人之性”而产生的，直接将法律与自然人性结合在一起，抹去了笼罩在法律之上的神秘面纱；法律“发于人间”即法律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制定出来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这与当代法学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都有不谋而合之处；“法生于义”即法律基于社会正义而制定，法因此获得了以“义”为特征的合理性。《淮南子?主术训》有关法律起源的理论阐释，是我国古圣先贤在探索治国理政方面为后世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能够为当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各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淮南子；主术训；法律起源 　　中图分类号：D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32-0102-02 　　作者简介：王运红，男，淮南师范学院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制史的研究。 　　一、引言 　　《淮南子》集哲学、政治学、法学、史学、伦理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学科于一书。该书包括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梁启超先生称“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主术训》为其内篇之一卷，主术，即治国之术，在先秦有的称为“君道”或“君守”。该篇站在一个统治者的立场，阐述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其中包括法律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淮南子?主术训》在立法方面，主张根据民众心愿制定法律并且不可随意废止。君权应当受制于法律，禁止民众做的事情，君主也不能做。所谓“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在执法方面提倡法律面前贵贱平等，即“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罚。”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主术训》中有关法律起源的理论加以法理分析，并探索这些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二、法律起源于人性 　　法律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法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对这个问题大多答之以“法权神授”，其目的无非是借“天”的至高权威来论证人间专制君主及其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尚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这是法权神授在汉语文献中的最早记载。考古学从金文、甲骨文的大量卜辞中发现，早在殷商时期，中国统治者往往把自己颁布的法律假托为上天的命令，称之为“天命”。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也是声称法典乃是源自太阳神的命令。直到十七世纪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还宣称他的权力来自上帝，他所制定的法律乃是源于上帝的旨意。对于“法律源于何处？”这一问题，与刘安同时代的人也多以“法权神授”答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数当时的儒生董仲舒。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颁行的律令、刑罚，都是君主按上天的命令制定出来的，所谓“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①。“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② 　　对于法律的起源问题，《淮南子?主术训》给出了与“法权神授”论者截然不同的回答，明确指出：“法者，非天堕，非地生，……。”③也就是说，法律是人定的，而非天造地设的神物。 　　这种法律源于人性的观点除了《主术训》篇外，还体现在《淮南子》一书的始终。从该书的论述看，作者将法律的产生视为源自人性的一种不得已之举，认为上古之人质朴纯真，不需要法律。到了晚世，因为人性多欲，世间争乱渐多。统治者不得不“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法律制度乃是“因人之性、合于人心”的，是为适应人性的需要而制定出来的，具有人本的意义和人性的依据。这就抹去了笼罩在法律之上的神秘面纱，将法律制度和自然人性结合在了一起。 　　把法的起源与人性联系起来，是古今中外许多法律思想家共同采用的研究范式。人们对法律理论探索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众多的法学流派，但是对法律与人性关系的探索从来也没有远离过思想家的视野，即使在现代法学诸流派中，也不乏以人性与法律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如人文主义法学派和法人类学派。 　　《淮南子》反对那种神话专制君主的理论，认为由于当政者自己无法给予法制禁令以清楚的解释，才编造出鬼神凶吉的神话，把法说成是“天意”的产物。在《淮南子》的作者看来，法律乃是为适应人性的需要而制定出来的，是“因人之性”而产生的，是“合于人心”，直接将法律与自然人性结合在一起，抹去了笼罩在法律之上的神秘面纱。《淮南子?主术训》中有关法律起源的理论探索尽管还只是原则性的、简略性的，但是其中蕴含的法理智慧却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宝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法律起源于社会 　　《淮南子?主术训》明确指出：“法者，……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也就是说，法律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制定出来，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 　　在现代法理学看来，法律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社会乃法之源，法乃社会之流。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国家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创制法律。一种方式是根据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