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与桂林文化抗战.docVIP

《黄河大合唱》与桂林文化抗战 　　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时期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1939年春诞生于延安的抗日救亡歌曲《黄河大合唱》，因其雄壮的旋律和深刻的寓意，以奔流不息之势迅速传遍全国，震撼神州。《黄河大合唱》在国统区的首次公开演出地即是桂林，慷慨激昂的乐曲回荡在秀丽的漓江山水之间，控诉着日寇的侵略罪行，警醒着国人奋发图强，为桂林文化抗战注入了新的活力。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传播的历史背景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致使中国东、中部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加之长沙“文夕大火”的影响，大批难民蜂拥撤至桂林，造成这座位于中国西南的军事重镇在抗战期间人口激增数倍。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工业、金融业、文教、新闻出版等机构的迁入，战时的桂林各项事业得到迅猛发展。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甚至称其为“江南唯一繁盛都市”。而蓬勃发展的桂林城，尤以文化的兴盛为最。齐聚桂林的众多文化名人，通过各种文化创作活动，积极投身到“唤醒民众，激发士气”的工作中。《黄河大合唱》正是在文化抗战运动日益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传入桂林并得到广泛传播的。 　　桂林抗战文化的繁盛肇始于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有效的组织领导，是桂林抗战文化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1936年底，为应对华北事变后日益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决定广西省会由南宁复迁桂林。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文化巨擘茅盾、艾青、郭沫若、巴金、叶圣陶、胡愈之等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汇聚桂林，桂林也因此成为广大爱国文化人士坚持抗战宣传的重要据点。 　　桂林高亢激昂的文化抗战局面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虽然桂林属国统区，但中国共产党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巧妙利用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抢夺”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抢得慢就没有了”。1938年11月，时任全国文协名誉理事的周恩来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指示在桂林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的夏衍负责建立桂林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的筹备工作，并于1939年10月2日正式成立文协桂林分会。分会成立伊始，即投入到抗战文化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中。为贯彻全国总会“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号召，桂林文协组织作家深入民众，深入前线，发表鼓吹抗战文章，走街串巷散发传单，举办诗歌朗诵会和歌咏会，开办文艺讲习班，并召开各类文艺座谈会、纪念会、报告会、讨论会等研讨抗战时局，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郭沫若等人在桂林多次作抗战时局和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对稳定桂林局势，鼓舞人民抗战信心，将桂林抗日救亡活动推向高潮，起到了奠基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桂林活动的进步文化人士组织文化团体，演出抗战戏剧，创办或复刊了一批有影响有特色的文艺报刊，创作发表了大量有浓烈时代色彩的文艺作品。尤其是中共主办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成为文化统战宣传和抗日救亡宣传的主要舆论阵地，起着中坚和骨干作用。它们连续发表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大力宣传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桂林文艺运动的正确领导，加之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战时桂林掀起的抗战热潮、抗战声浪，在武汉失守后的国统区内可谓独一无二。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音乐具有普及性广、参与度高等特殊优势。尤其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节奏明快、雄健有力的救亡之声更能激起国人的爱国热情，彰显其巨大的正能量。1936年6月1日，桂林初中歌咏团即开始出版抗日壁报，上街演唱抗日歌曲。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音乐家汇聚桂林，与桂林本土音乐家一起，发起成立了多个音乐社团，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歌咏运动，出版发行音乐刊物，化音符为干戈，汇旋律为时代强音，展开音乐救亡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斗志。 　　广西音乐会是抗战初期桂林最活跃、最重要的音乐组织，由满谦子、徐孟平等音乐家于1935年在南宁创办。1937年该会迁至桂林，与国民党桂系领导的国防艺术社联合组织了“抗战歌咏团”，将桂林所有的音乐专业人才聚集起来，改变传统的民族音乐风格，大力推动以抗战为主题的新音乐运动。有时评描述：抗战歌咏团“雄壮的歌声震动了桂林城，歌声钻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广州、武汉失陷后，国防艺术社和乐群社发起成立了“以激发士气，振奋民心，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的歌咏团体――抗敌歌咏团。他们通过歌咏大会、广播晚会、街头演唱、歌咏比赛等多种形式，广泛传唱抗战歌曲。1939年12月26日，桂林音乐界决定自1940年1月起，每周举办一次音乐晚会。此后，以歌咏为主流的抗战新音乐风靡桂林全城。 　　《黄河大合唱》在桂林的传播概况 　　《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次公演后，在延安广为传唱，并迅速传播到